鲁迅笔下两个经典“病句”,初读觉得不合语法,再读才懂其中深意
最近,一些人再次将鲁迅的文学作品中的所谓“病句”摆上议事日程,试图从鲁迅笔下的词句中寻找所谓的“反封建陋习”的隐含信息,这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他们还拿“大约孔乙己的确是死了”这句话来与鲁迅的作品相提并论,理由竟然是因为沈丛文也使用了类似的表达方式,这种辩解实在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然而,有必要提醒一下,鲁迅的文学作品中的“病句”早就被学界明确认定并不是真正的病句。这种争议在教科书中早已经过充分的讨论和统一口径的规范。因此,拿这个问题出来讨论似乎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也不值得过分夸大。
正如任何文学巨匠一样,鲁迅也不是无可挑剔的神明,他也许在某些作品中写过一些问题句,甚至可能写错字。不过,这些所谓的“错字”后来被解释为“通假字”或是特定时代用词的变化。
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正值文学界的巅峰,他的文章激起了一股社会变革的浪潮。然而,那个时代也充满了年轻而锐意进取的文人,郭沫若便是其中之一。他归国后,立即发起了一个名叫“创造社”的文学团体,倡导革命和反对封建主义,但他的锐气也让他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郭沫若在一次辩论中竟然公开称鲁迅为清朝余孽,这言辞激烈且令人愕然。鲁迅对此心头一阵气愤,但他也意识到,郭沫若是年轻人,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生活经验,难以理解他所承受的压力和挫折。
鲁迅决定以文学的方式来回应这个挑战,他写下了一篇文章,题为《我的态度器量与年纪》。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幽默和智慧的笔调,回顾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讲述了曾经的冲动和急躁。他没有生气,反而以温和的语气提醒郭沫若,每个人在年轻时都有过轻率的时刻,而他自己也不例外。
这篇文章以鲁迅的谦和和智慧感动了许多人,也让郭沫若深感尴尬。鲁迅的胸怀和宽容赢得了尊重,而这也标志着一个年轻文学家在文学战场上成长的过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激烈的辩论中,理解和宽容也是重要的品质,而文学的力量可以超越争论,传递智慧和友善。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文坛风云变幻之际,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代。鲁迅如一颗明星般照亮文学的夜空,而郭沫若则如一颗新星崭露头角。创造社振臂一呼,豪言要改变中国文学的命运,决然要铲除封建之害。
然而,郭沫若竟然对鲁迅公开指责,称其为"清朝余孽",引发了一场文坛轰动。鲁迅虽心怀愤怒,但智慧胜过愤怒。他决定以文学来回应挑战。
他坐下来,埋头思索。慢慢地,他将记忆翻遍,回溯到自己年轻气盛的时光。他回顾那个曾经狂热、锐意进取、充满冲动的年轻人。他明白,每个人都曾年少轻狂,都曾犯下过错。年轻的他们犹如急躁的野马,还未被生活的镣铐所束缚。
鲁迅撰写了一篇名为《我的态度器量与年纪》的文章,以幽默的笔调,回顾自己曾经的轻率之举,展现出宽容和智慧。然而,就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在一句话中使用了"器量"而非"气量",竟被郭沫若抓住机会加以嘲讽。鲁迅或许并未在这场嘴仗中获胜,但这不妨碍他在文学领域的巅峰地位。
然而,假若郭沫若再晚生几十年,他会惊讶地发现现在的词典上已不再区分"器量"和"气量"。汉语语境和词义会随着时代演进而改变,正如鲁迅所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个故事不仅突显了名人的影响力,也呈现了汉语语法规则的历史演变。
在那个时代,鲁迅是汉语白话文的先锋,一位文学创新者。没有人告诉他应该遵循哪些规则,他在文学的新道路上前行,无疑是打破束缚,开创未来。他写"病句",写"通假字"都是探索的一部分,是他为文学进步所作出的贡献。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名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不断突破界限,创造历史,引领文学向前。
那个年代,文学的风云变幻,而鲁迅的作品更是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他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句话引发了一场争论,有人指责它是“病句”,然而,我的看法却与他们不同。
这句话中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并非病句,而是一种修辞手法,被称为“反复”。当时,著名的修辞学专家陈望道在他的《修辞学发凡》中已经明确提到了“反复”这种修辞方式,并进一步解释了它的两种形式:连续反复和间隔反复。
在文学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修辞手法常常为文字增添了更深刻的情感和情感深度,尤其在诗歌或散文中,这种表现更为突出。虽然有些读者可能觉得这种方式显得有些重复和复杂,但绝不能因此将其视为"病句"。让我用小说的手法来重新叙述这段内容,以便更好地传达故事情感。
在文学的奇妙世界中,有一种神奇的文字魔法,能够让情感如涟漪般层层荡漾,深入人心。这种魔法常在诗歌和散文的境界中得以绽放,如同星光穿透黑夜,如同鲜花绽放在春风里。
有时候,这魔法以"争渡争渡"的连续反复呈现,就像李清照笔下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每次重复,都像悠然水面上涟漪的涌动,扩展了情感的深度。在那样的文字之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推移,记忆的悠长,和心灵的沉思。
在这些文字中,故事的情感深度得以探索和抒发,仿佛在一个神奇的文学镜中,每次反复都是一个新的探险,一个新的情感旅程。这就是文学的魔法,不断启发着读者,让我们在文字的海洋中漂泊,发现更多情感的宝藏。
事实上,鲁迅的文章不仅是文学的杰作,也是思想的瑰宝。他以独特的表达方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特点。因此,要欣赏他的作品,我们需要理解他所运用的修辞和表达方式,尊重文学的多样性和变化。这不仅是对文学的尊重,也是对鲁迅这位文学巨匠的尊敬。
在文学的世界里,审美是主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味和喜好。因此,对于鲁迅的某些文学表达方式,有人或许会觉得不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强行把某种表达方式奉为经典,而应该鼓励多样性和变化,以满足不同人的不同需求。
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更应该传授文学的基本规则和常识,让他们建立起扎实的写作基础。如果他们非要模仿鲁迅,那么我们可以友好地提醒他们,文学是一个需要掌握基础规则的领域,就如同学会爬行之后才能跑步一样。学习鲁迅的作品可以启发思考,但不宜生搬硬套,应该逐渐培养自己的文学风格。
另一个鲁迅备受争议的表达方式是他在《孔乙己》中写下的“孔乙己大约的确是死了”。有人曾在鲁迅的家乡话中寻找答案,声称这句话是方言用语,而不是病句。
曾经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病句,认为没有实际意义;有人认为是绍兴方言,有人则主张这是鲁迅自创的“矛盾修辞”。
然而,第一种解释已经被否定,因为鲁迅在不只《孔乙己》这篇文章,还在其他作品中也使用了类似的重复矛盾的语句,如《阿Q正传》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这个问题的争议正是文学之美的一部分。文学是多元的,充满创新和探索。鲁迅的作品鼓励我们思考语言的力量和多样性。对于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引发的思考和讨论。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无穷可能性,以及鲁迅作为文学巨匠的非凡视野。这也教导了我们,文学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允许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正是这些多元性,丰富了文学的世界。
《孔乙己》是鲁迅生平最引以为傲的短篇小说,它在世界小说史上也占有耀眼的地位。这个小说或许长度不长,但鲁迅却花费了多年的时间来精雕细琢,进行了无数次的修订。因此,这并不是仅仅因为“一时疏漏”而写出的“病句”。
关于“矛盾修辞”,确实早在古代文学中就有了。《红楼梦》中的“无事忙”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这样的修辞方式早已为文学带来了丰富的表现形式。此外,像沈从文的《边城》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如“似乎就还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鲁迅在《孔乙己》中,似乎只是运用了方言来丰富作品的个性。文学创作并不像小学生写作文那样受到一定的规则限制,它需要突破传统,创新表达方式。使用方言或特殊修辞方式,正是使作品独具特色的手段之一。因此,“孔乙己大约的确是死了”很难算作是病句。
然而,鲁迅的作品长期进入了基础教育课本,关于他文章中“病句”的问题为何一直备受争议呢?或许是因为文学的审美和规范在不同时代和学派之间存在差异,这也反映了文学教育的多元性和变化。鲁迅的作品被反复提及,或许也是因为他的文学影响深远,激发了人们对文学和语言的思考,正是这样的争论和讨论,让文学永葆活力。
时光已经来到2023年,然而,对于鲁迅的作品,尤其是他被认为存在的“病句”,在学校和文学界中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或许这反映了教育体系中的一些缺陷,老师们或许未曾详细阐释过为什么鲁迅的这两句话不算是病句,以及中国修辞学中存在“反复”和“矛盾修辞”的概念。
文学教育应该是多元的,不仅仅是从“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来阅读文学经典。文学是一门艺术,它有着自己的审美规则和语言特点。阅读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出发,还可以从纯粹的文学审美的角度去感受和理解。每个人都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去阅读文学作品,而不必局限于某种特定的解读。
对于鲁迅的作品,尤其是他在文学中的贡献,应该更全面地被理解和赏识。他不仅是一位革命者,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既承载了社会现实的控诉,又具备了深刻的文学价值。学习文学应该是一种启发和探索,而不是一种教条。理解鲁迅的作品,需要更广泛的视野,包括对中国语言学和文学审美的深刻理解。
文学是一面多彩的镜子,每个人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光影。不同的角度和解读都有其合理性,都可以为文学的世界增添新的层次和色彩。这正是文学之美,也是鲁迅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这些论点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存在着丰富的修辞手法和语言特点,这些并不是后来才被规定的。实际上,早在一九三二年,陈望道先生已经对这些修辞规则进行了归纳整理,这表明这些规则可能早在更早的时代就存在了,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
文学创作是追求个性和创新的过程,它支持作者打破陈规,使用方言写作,或改变句式。鲁迅的作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崭露头角,他敢于打破传统,使用了新颖的修辞手法和语言特点,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另一个关于鲁迅“错字”和“通假字”的问题也值得探讨。在鲁迅的文章中,他使用了“他”、“她”和“它”三个代词,这看起来似乎混乱不堪。然而,在中国古文中,并没有明确的区分这三个代词的用法。直到刘半农于1920年提出新增“她”和“它”两个字的概念,才有了明确的区分。鲁迅在1924年写作《秋夜》时,可能并不清楚这一概念,因此混用了这三个代词。
然而,这并不是应该用现代的观点来指责鲁迅的理由。事实上,文学作品应该在其时代背景中被理解和评价。只有了解当时的语言和文学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鲁迅的作品。
最重要的是,文学的目的是启发和探索,而不是挑剔和指责。每个文学作品都有其独特之处,它们可以激发思考、创造讨论,而不是被挑刺。鲁迅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学遗产,我们应该欣赏他的作品,感受他的独特魅力,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批评。文学是一面多彩的镜子,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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