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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轶事] 他是中华民国收复“失地”最多之人,却被淹没在历史风尘中

7 已有 366 次阅读   2018-01-12 23:11
他是中华民国收复“失地”最多之人,却被淹没在历史风尘中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是孙中山逝世之后,被公认挽联最好的。那么写这幅挽联的人是谁呢,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又是什么呢?

这个人叫徐树铮,是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灵魂人物。他的一生与段分不开,也是他造就了皖系的辉煌与衰落。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收复外蒙古。

徐树铮

蒙古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大患,但到了清一朝却相对安定,也就有了康熙永不修长城一说。蒙古之所以对清朝“俯首帖耳”,是以为清朝的政策:满蒙和亲,以及分而治之。

清朝皇帝兼任“蒙古大汗”(蒙古人不可能反对自己的大汗),将蒙古以盟旗制度分为内蒙古四十九,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二十八旗,计一百九十九旗,每旗均有爵位不等的“扎萨克”或“总管”统治。各旗之间都划定牧场,严禁越境游牧,即所谓“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实际上,内蒙跟外蒙已经分离开来。

等到了1911年,辛亥年了,大清风雨飘摇,外蒙也开始蠢蠢欲动。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支持下于库伦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帝,年号共戴。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随从押送出境。外蒙的独立,清政府和继后的民国政府均不承认。两年后,在沙俄威逼下,袁世凯不得不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不得在外蒙派驻官员、军队以及移民。

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

而当时,不满于外蒙自治,有心想要收获外蒙者有两人:一个是孙中山,另一个就是徐树铮了。

徐树铮(1880年—1925年),字又铮,号铁珊,又号则林,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秀才出身,因区别于同时期的另一政治人物徐世昌,人称“小徐”。1905年被段祺瑞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

收复外蒙古的机会,终于来了!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无暇顾及外蒙古,这就大大刺激了日本对于外蒙的垂涎。在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的操纵下,1919年2月,沙俄白匪头目谢米诺夫率领军队来到外蒙,企图建立一个联合蒙古各部落而受日本控制的“大蒙古国”。而这时候的外蒙古内外交困,王公的生活费几乎不能维持,而内蒙继续享受着北京政府给予的种种好处以及年金,自然让外蒙的王公们艳羡不已。

更重要的是,外蒙的这群王公们想要权力。外蒙的统治人物,原分为两派:一派是喇嘛,一派是王公。按照前清旧制:王公管政治,喇嘛管宗教,界限十分分明。但自从在沙俄唆使外蒙自治之后,活佛成了首领,喇嘛们成了政府官吏,没有了王公的事了。所以,王公一派是积极渴望回归民国政府的。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前提:那就是恢复前清旧制。而喇嘛一派,虽然也希望回归,但是依旧想保留自治所带来的权力。

面对外蒙即将成为“高丽之续”的危机,王公们找到了时任民国政府驻外蒙的办事大员陈毅(非元帅陈毅),以寻求中央援助。陈毅抓住机会,趁机与外蒙古磋商增兵入外蒙事宜。在得到允许后,陈毅致电北京政府,恳求派重兵入蒙,并指出“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

但是陈毅的举措,明显地偏向于王公一派,引起了喇嘛的强烈不满。活佛派地位仅次于自己的嘉哼尊呼图克图赴京,希望将人地不宜的陈毅立即调任,“意欲请美使援助”,以维持其自治地位,旧俄、法等国也分别就喇嘛入京一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问讯。一时之间,北洋政府陷入被动局面。而急于取俄自代的日本,与虎视眈眈的谢米诺夫亟不可待。一时之间,外蒙问题陷入僵局。

在陈毅进行撤治交涉的同时,徐树铮积极从政治、军事方面为进入外蒙做准备。10月24日,徐树铮以检阅军队的名义,从北京出发到张家口。接着,徐率领随员、文职人员,并携带大批准备馈赠外蒙王公活佛的贵重礼品、洋货分乘十五辆汽车,从张家口出塞,向库伦进发。

对于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为此,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仑时,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车辆进入军营后,士兵受命伏于车内,上以帆布覆盖,重又离开营房,驶到库仑郊外,混入其他车辆中,以为疑兵之势。当时,徐树铮所部只有8000人,但外界纷纷猜测他至少带了五万军队。

徐树铮认为,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没有必要顾及蒙方先订立条件的要求,应趁俄国内乱,尚无统一之政府,布置中国军队,取消外蒙自治并开发外蒙古地方,给外蒙古实实在在的好处,以巩固中国对于外蒙的统治。

要打开缺口,关键是喇嘛高层人物的态度,徐树铮采用的策略是“擒贼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示好,俾知依附,然后济以恩威,期遂吾计”。于是,徐树铮看中了当时掌握外蒙实权的核心人物巴特玛多尔济。

起初,徐树铮对巴特玛多尔济积极拉拢,并许诺一旦成功,将上书北京政府,分封其为亲王。可是,巴特玛多尔济多次晋谒活佛,活佛始终不答应。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徐树铮严厉地告诉巴特玛多尔济:“我只责求活佛与执事(巴)两人意见。他有异言,我自当之。……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归京,听政府发落。”

由于前期陈毅的偏袒王公“策略”,已经给喇嘛们留下了深刻的忧虑。虽然面对徐树铮的最后警告,喇嘛一派依旧坚持先确定权利之后,再归顺中央。徐树铮则认为,如订详细权利,必拖延日久,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有可能借此错失了收复外蒙的大好时机。所以,他坚持先订简略条例,详情日后再谈。

磋商再三,仍无头绪。徐树铮严厉警告:“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宽限一日,夜晚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就此,外蒙一事完全解决。11月17日,外蒙古官府、王公、喇嘛联名向北京政府请愿撤销自治。18日,徐树铮率全体随员迁入旧车王府,宣告西北筹边使公署在库伦正式成立,外蒙古重归中国。

徐树铮在外蒙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方面均有所建树,使风气为之一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努乌梁海本是中国领土,已被沙俄侵占了七年之久,也在徐树铮这次靖边之役中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此时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达到了最大的定点。而现在外蒙常吃的大白菜,也是徐树铮引进的。徐树铮刚到库伦时,市场上没有一种蔬菜。徐命令士兵引种天津大白菜,并获得成功。

当时很多人认为,倘若徐树铮能够一心一意地治理外蒙,以他的才干和气魄,不消几年,外蒙古一定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或许,也将不会有日后的外蒙“独立”之事。

可惜,徐树铮的志不在边疆,而在武力统一中国。可是没想到的是,在直皖大战中,皖系大败,徐树铮与段祺瑞一生功业付之流水,从此皖系成为了北洋政府一个无足轻重的势力。

徐树铮部离开后不久,他留在库仑的一个旅(实为一个团)被俄国准军事部队击溃,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虽然张作霖派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击败巴尔扎布,维护了内蒙古东部各旗的主权,井岳秀轻骑草原,稳定内蒙古西部各王公,但外蒙终于在1949年正式独立。苏俄更赤裸裸地将唐努乌梁海吞并(今天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

有很多人认为,外蒙日后的“独立之事”,与当时的徐树铮强硬措施不无关系:

在徐树铮的蛮横之下,原本与陈毅相处融洽,还有一半真心内附的库伦政府,彻底丧失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只是迫于军事压力,暂时蛰伏而已,使得“自愿撤治突变为强迫撤治,不仅摧残蒙人向华之心,使外蒙撤治的意义亦全然消失”。参与其事,写成《外蒙交涉始末记》的毕桂芳便言道:“今以一旅之众,仓促从事,威吓蒙人则有余,以言对外,适见其偾事耳。与其用武力以取快一时,反贻后患,曷若稍施以笼络手段,徐徐图之之为愈耶。”

这种看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北方边疆问题,乱不在内,而在外。这个外,就是指沙俄以及日后的苏俄。苏俄与美国背着中国签订《雅尔塔协议》,里边一个很重要的条款就是外蒙独立,以作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

看看代表中华民国与苏联谈判的蒋经国,日后是怎样回忆外蒙独立事件的吧: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说:

“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

“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恳求: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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