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刻经书法艺术浅识

                            朱耀林

  自西晋八王之乱后，北中国处于五胡十六国的连年混战的状态，书法艺术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的阶段。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圭翦灭掉诸胡，统一了北方，建魏国，史称“北魏”。自此出现了汉族和十余个少数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进入了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在此之前，北中国原来基本上以楷书占统治地位。到北魏时，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和牧民东进，佛教西来，少数民族文化与佛教文化及传统文化的交相杂揉，使原有的楷书获得了新的营养，以方笔入主楷书，从而产生了魏体。由于北朝重碑刻，这种书法作品又都是通过碑刻才得以流传至今，故也称“魏碑体”，并不断得到发展。魏碑的出现，是中国书法史上楷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公元550年，北齐取代了东魏，定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由于齐文宣帝高洋崇尚佛教，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得到空前发展。仅齐境内就有佛教寺院四万余所，僧尼三百万之众。这远远超过了“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规模，可见当时佛教之盛。当时高洋皇帝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在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境内的鼓山上开窟造像建寺，南北响堂石窟就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杰作（为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当时的连年征战，加之当时的统治者长于武功而不谙文治，所以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的墨迹不可能流传至今。我们考察、研究北齐书法艺术只能从摩崖刻经、碑刻及造像题记入手。北响堂的刻经洞内外及南响堂第一、二洞正是响堂书法艺术的精华之所在。

     北响堂刻经洞内前壁窟门左右两侧、廊内南北及廊外北侧（经文已风化不清）的经文为北齐政治家唐邕所书。合计近五万字。字径约3厘米左右，书体为隶书，但又不同于汉隶。其中揉和了魏碑的韵味。结体严谨、平整，笔力遒劲、清秀。字数如此之多的经文，显然并非一次书就，但每部经文字体前后气韵连贯，浑然一体，似有一起呵成之感。由此足见书写者高深的艺术修养、扎实的书法功底和娴熟的书写技能。同时也可以想见，书写者在写经之前是经过精心构思和较长时间的准备过程。这些刻经，是响堂山刻经中唯一知其写经者姓名的刻经（据《唐邕写经记碑》）。

   《唐邕写经记碑》位于刻经洞廊外北壁西端南拐的山崖，依山磨面而刻，碑阳向东。此碑较详细地记载了唐邕写经的原因、时间及经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字体较刻经洞经文的字体略大，为北齐时期的典型隶书。不仅有魏碑笔意，而且偶参篆书，气象万千，笔法高古，神韵浑厚自然，是响堂山书法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珍品。但遗憾的是不知为何人所书。是高僧，还是民间书法高手，无从考证。

南响堂第一洞。内刻《大方广佛华严经》于周壁列龛之下，字体为隶书，字径约 3厘米左右。结体工整，笔画均称秀美。有点字体略有篆意，近似于唐邕所书刻经洞经文的字体，但它比唐邕的字更多的保留了蚕头凤尾。其刻工不及北响堂刻经洞的经文。

在南响堂石窟书法艺术中，很值得一提的还有第二洞内左前壁所刻《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婆罗蜜经》的节文，为隶书，共10行，138字。字径约20多厘米。这是响堂山刻经中最大的字体。其结构宽博大方，气势雄健宏伟，字里行间渗透着北方民族那种豪放雄强、泼辣朴拙特有的风格。

另外，1986年在南响堂寺拆除靠山阁后移施工时，于第二窟门外发现两碑，左侧为“滏山石碑”，右侧为“ 窟之碑”。

两碑字体虽为隶书（字径约七厘米左右），但与窟内的北齐时代的隶书完全不同。笔画粗细均称，结体平整、严谨，且以方笔为主，为隋代碑刻。这种新隶书的出现，既有对北齐隶书的继承，同时也标志着隶书开始启蒙步入隋唐五代书法求规隆法的时代。。。。。。

通过对响堂山石窟刻经、摩崖文字及碑刻的考察，我们发现响堂书法石刻的两大特征：

一、         所有刻经、碑刻及摩崖文字全为一种新的隶书。        

当然，隶书便于刻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从文化的内涵来讲，不能不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这是由其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正如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观念及目的”。回顾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它在经历了东晋的枝繁叶茂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所谓的“北碑南帖”时代。当然这也是南北朝文化对峙的结果。时代有时代的艺术特色，地域有地域的艺术个性。南朝杏花春雨，自然风光秀丽，加之士人气质，故对书法讲究工妙，追求流便妍美之体，以抒柔美幽畅之情。因此行书盛行，借行书清媚俊逸潇洒之态，表现士人的审美情趣和自然环境。而北朝山川淳厚，冷月边关，铁马西风。加之牧民强悍粗犷，性喜豪迈字书追求刀锋凌厉，横竖有力，故借隶书方严整饬之体，表现北方民族雄强英武之姿及社会环境。因此，隶书也是北方民族文化个性的体现和民族情感的张扬。加之北齐尚佛喜碑，隶书又是最适合刻经写碑的理想书体，所以响堂山石窟经文、碑刻及摩崖刻字均为隶书。这正是当时社会形态、民族特色在文化领域的一种体现。

二、在响堂大量的石刻书法中除北响堂刻经洞内外经文为唐邕所书（据《唐邕写经记碑》）外，其他石刻书法作品均出自无名书家之手，这是响堂石刻书法中的又一特殊现象。毋庸置疑，书法艺术既是书法专门家的艺术，但也是人民群众的艺术---首先是人民群众的艺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然也是艺术的创造者。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书法艺术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和丰厚的底蕴；如没有专门书法家的，书法艺术就不可能提高、发展和创新。北朝时期，北方为诸胡所居，且连年混战，大批士人南迁，许多汉人工书者也纷纷隐于乡里。加之当时的统治者尚武而轻文，因此，北朝的书法家寥若星辰，众多的是无名书家和民间书法高手。北响堂记载唐邕写经的《唐邕写经记碑》，堪称石刻书法精品，但它却是出自无名书家之手。根据北齐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响堂书法石刻的这一特征，我们可以说，北齐书法艺术是群体艺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响堂石刻书法大都为无名氏高手所作这一事实，正是当时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文化现象。

南北朝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中介期，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作为响堂书法艺术，不仅是北齐时代的重要杰作，而且在北朝书法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研究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