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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关公文化的义利观

1 已有 5281 次阅读   2015-01-04 00:51   标签义利观  style  论语  孔子  会员 

关公文化对于如何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是儒家义德的重要内容。义利之辨,义利之争,贯穿着儒家思想史的始终。关公文化并不反对利,而是反对不合理的、不义的利,这是积极进取的义利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又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关公文化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关公文化鼓励个人正当的物质追求。综合起来,关公文化的义利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以义制利

 

义与利相比,义起主导的作用,义制约着利。儒家“以义制利”是荀子明确提出来的命题。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篇》)利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物质需要,义也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追求,义与利具有客观存在的必然性。但义与利之间,也客观地存在着谁制约谁,谁控制谁的问题。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利必须要得到有效的控制,否则就会出现“上下交争利”的危险局面。上下争利,对组织的威胁是灾难性的,何以制之,以义制之。“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荀子·君子篇》),即只有以义制利,使人人向善的方向发展,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使整个社会,各行各业,以及各职分上的个人都得到真正的利益。根据荀子的正义论,利益的获得要通过理性化的制度建构来实现,由分工、分职及与之相对应的等级秩序原则,进行合理的利益分配,合理的分配,其原则就是“齐非齐”和“均不均”。

 

(2)先义后利

 

义在先,利在后,这是儒家所规定的义利次序。孟子说:“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如果先讲利而后讲义,人们的贪欲就永远也不能满足;如果先讲义而后讲利,人人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会得到最终的利益。因为从来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讲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由此可见,孟子所谓“王何必曰利”,并非真的不要利,而是从统治者根本利益出发,强调统治者要带头讲义,从而取得先义后利的实际效果。荀子把义与利孰先孰后的问题提高到统治者个人荣辱和国家强弱的高度,他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篇》)又说:“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 (《荀子·王霸篇》)所谓“巨用之”,就是立足于大处,即大利;所谓“小用之”,就是立足于小处,也就是小利。在荀子看来,先利后义,可以得利,但所得者是小利;先义后利,不但同样可以得利,而所得者是大利。

 

(3)取之有义

 

儒家对“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就个人道德层面来说,儒家主张通过正当、合宜的行为而获取物质利益,即所谓义以生利。儒家所反对的,是不正当的利益追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又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这些话,说的就是“义然后取”或“取之有义”的道德准则。儒家的这种道德准则,主要用于对君主或管理者利益追求的严格限制。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乡党》)孟子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反过来说,如果符合道义,则应该义不容辞,这就是取之有义。

 

(4)见利思义

 

一个人会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利益诱惑,这些诱惑,是对他道德水准的实践检验和对他人格修养的严峻考验,经得住这种考验和检验的,才是卓越超群的彬彬君子,没有经得住这种考验和检验的,便是唯利是图的势力小人。孔子指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而不忘乎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里的成人,是指道德完善的人。在孔子看来,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见利思义”。见利思义,亦称“见得思义”,是孔子提出的“君子九思”之一。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所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患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所谓得,就是个人所得到的物质利益。儒家认为,品行高尚的人在个人利益面前,首先要考虑这种利益是否符合全社会公众的道德准则。

 

(5)不利无不利

 

儒家哲学发展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对义利关系有了更新的解说。对此,朱熹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无不利;循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孟子集注·梁惠王上》)不利,即求义。其大意谓:求利者未必能得到利,而不求利而求义者,势必会得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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