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从文化盛宴到艺术权力 。

　　有一次参加广东省摄影家协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讨论推出本省文艺名家的做法。省文联组织部来了一位干部，耐心介绍其中的意义，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我们已经有钱投资文化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开一场文化盛宴了。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点什么菜，而且，我们更不知道应该由谁来点菜，邀请谁来赴宴。

　　我一听就哑然。把文化比喻为盛宴，开始觉得突兀，细想才发觉准确无比。在号召大搞文化的当下，对于许多领导文艺的要人看来，文化就是一场盛宴。

　　中国人最发达的历史传承之一是饮食，尤其广东人。早就有传说认为，在广东，四条腿只要能动的，都可以吃，其吃风之盛，已然成为不朽的传统。反过来，把文化比作盛宴，也算顺理成章。

　　于是就有盛宴的举措。比如中国国家画院，为了庆祝建院30周年，邀请艺术名家近600人；在北京机场接机，是一溜排开奥迪，一人一车。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听说住超五星级宾馆；画册整整两箱，全是八开本硬装，事先就知道嘉宾无法携带，已经非常周到地委托快递公司全部邮寄，来者只要留下地址即可。事后我一打探，花费居然有几千万，不禁让人咋舌兼摇头。

　　这恐怕是全球最为昂贵的一次艺术活动了，而内容不过是一家画院——尽管是国家的——30年的庆典而已。展览画作水平如何我无需评说，但展览规模已经有力地证明，现在的文化活动，不是盛宴，又是什么？

　　与这一类盛宴相平行的是北京《艺术财经》一年一度的“艺术权力榜”评选，每年榜上都有十来个艺术界的要人。

　　我花了点时间琢磨了一下这一年度的名单，发现名列其中的基本上是三类：官方美术馆馆长、美术学院院长或美协什么会的主席；各大拍卖行的董事长或大画廊总裁；一两个主持了年度某大型艺术展览的策展人。这三类以外，少有人会入选。

　　我对这样的名单并无意见，因为他们的确是“艺术权力”的显要人物，而所谓“艺术权力”，无非是指那些身居其位，掌握了展览权力或拍卖权力和策划权力的人。结果是，有的人不管其能力如何，每年肯定上榜。比如中国美术馆馆长，今天是范迪安，明天可能是别人，不管换了谁一定上榜；又如中国嘉德拍卖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因为是私营企业，终身制，所以，每年肯定上榜，不想上榜也不行，否则，“艺术权力”的序列就会乱套，权力也就无法彰显。

　　如果将艺术视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从社会学角度看，似乎是无可非议的现实；但是，如果把艺术解释成制度，则精神表达无所附丽，也就无所谓精神表达，艺术就很可能变成歌功颂德和阶级斗争的双重载体。这在过去的历史中已经完全应验，不用我来述说。

　　艺术之于现实，即所谓“艺术界”，肯定存在着因掌握了关键部门而享有艺术“生杀大权”的要人队伍，全世界都一样。从这一点看，著名博物馆馆长和拍卖行董事长拥有让艺术家生畏的权力，是颇为自然的事。但是，以为如此就要突出他们的权力，列“艺术权力榜”以公示之，本身就是对精神性生产的最深切羞辱，其结果无非是让艺术无地自容。

　　就《艺术财经》来说，本来就是一本借艺术之名行经济之实的杂志，但它刊登年度“艺术权力榜”，居然能搅动艺术界“超脱”之心，让众人产生了希望挤进去的欲望，倒是形象地说明，今天中国之“艺术界”，大概只有艺术之名，而“界”中之实就是一个“钱”字。

　　盛宴是享受，权力是裁决。“文化盛宴”说明，文化是一道奇异的大餐，舌头决定品味，与思想文化无关。艺术权力则解决了由谁来点菜、由谁来圈点出席者的名单，以及由谁来主持宴会等等重要事项，从而成为盛宴能够举办的保证。两相结合，或许恰恰验证了当前我们的文化事业之所以空前繁荣、皆大欢喜的原因。

　　只是，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和上了艺术权力榜的人们，在大嚼冠之以文化之名的独特菜式的同时，究竟能生产多少艺术的思想？

　　也许，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盛宴中，在权力无情的安排中，生产出来的吧。

　　作者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