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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世界诗歌日·专访|杜绿绿:诗人热爱写下的每首诗

4 已有 257 次阅读   2023-03-24 12:21
世界诗歌日·专访|杜绿绿:诗人热爱写下的每首诗 

杜绿绿,诗人,兼事批评。主要诗集有《近似》《冒险岛》《她没遇见棕色的马》《我们来谈谈合适的火苗》,最新诗集《城邦之谜》。

杜绿绿

崖丽娟:绿绿老师您好,在3月21日“世界诗歌日”到来之际完成我们的访谈,感觉特别有意义。在您提供的这份简历里虽然没有提到获奖情况,但据我所知,您曾获珠江国际诗歌节青年诗人奖、《十月》诗歌奖、现代汉语双年十佳、中国诗歌网年度十佳诗人(2018)等奖项,确实是非常优秀的诗人,臧棣、西渡、张桃洲、冷霜、宋琳、霍俊明、胡续冬等诗人和批评家都写过评论文章。2023年第1期《上海文化》刊发李娜写的评论《云端之梦与云上自省》,从女性观察角度较为客观地评析了您的诗集《城邦之谜》。您的诗歌语言凝练,精准,诗中融入极富个人奇异体验的感性认知,充满戏剧性,带着独特的梦幻气质,与我们平时读到的诗歌不太一样。诗歌对您意味着什么,在创作上做了哪些探索,您注重表达什么?

杜绿绿:崖老师您好,谢谢您始终耐心等待我的回答。访谈拖这么久,一方面是因为我的懒散,另一方面也有我的畏惧心理作祟。我不太喜欢谈论自己的写作,有限的几次都是为了配合刊物的工作。不过,这恰恰表明我不是沉默的人,我热爱倾诉,我写下的每句话都不能是谎言。但谈论一首诗的创作想法,让我感到害羞。那是我内心的隐秘,即使它们毫无秘密可言。我无法做到不诚实。所以,我基本上会避开直接谈某首诗而谈一些与诗相关的话题。您问诗歌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实话说,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大部分诗人除了写诗,都必须从事与文学完全无关的工作谋生。不能否认,有一些诗人试图在文学史中留下虚妄的身影,而对于更多的诗人来说,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写作即是生活。诗人们的每一天,都在积累经验以及捕捉意识,丰沛的涌动的现实刺激着诗人们的心和观察,塑造着诗人们的观念。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变动中,语言、认知、情感、意识……我们写诗,便是为了努力在变动中找到一点坚固的东西,妄图发现某种可能存在的永恒的力量。

至于您说,我的诗与别人的诗不太一样,那要从哪里来看。每个诗人都身处传统中,除了自身的经验,必然受惠于前人的启发。众多前代诗人和同代诗人的声音汇聚于我们。学习书法的人“纸抄纸”,临百家帖,学习笔画、结构的技术,可如果书写者没有从碑帖中提取出自己的笔法,那他只能成为模仿者、抄写者,有了个人的笔法,若行文中没有独属的气息,也依然不成器。每一步都很难,气息尤其难,这点是一个人的综合呈现,涉及人的天性、人世的方方面面,并且不是潜心学习就能得来的。往往格局的高低,就在这最后一步。有的人,天生就有了。有的人勤奋一生,也没有。

写诗也是如此。我想,诗人的不同更多是自身的声音不同,声音不同没有高低,异质化也不一定算优点。说到底,要看有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声音,然后将这个颤抖的、粗哑的、犹豫的、逃避的,抑或是响亮的、肯定的、惨不忍睹的、龌龊的、风雅的声音,用准确的语言呈现出来。你得允许你的声音是虚伪的、不堪的、高尚的、卑微的,真实地表达它们是对写作能力的考验,也是对诗人的勇气和诚实的考验。缺乏这些,很难能写出让自己喜欢的诗吧。当然,呈现的方式又是个难题。多迷人啊,写诗,在难题中寻找通关的路径。

您问题的每一个小点,都能引发复杂的回答。关于我诗中的戏剧性问题,《城邦之谜》北京分享时,张桃洲、李洱、西渡曾经讨论过,他们谈得很深入,拓展很开。那次对谈已整理好,据说要发表出来。

崖丽娟:确实,关于您诗中的戏剧性问题,专家们分析得还比较透彻。诗集《城邦之谜》出版后,北京、广州、安徽等地分别开过分享会,我每次都关注。您谈到自己很看重这本诗集,认为是2015-2020年这5年写作趣味和写作能力的综合体现。这首《城邦之谜》同名诗在各类诗歌刊物或平台上常被推荐或评论,您自己也在不同场合朗读过。写作至今,有没有哪几首诗是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这首诗可视作您的代表作吗?

杜绿绿:诗人公开出版诗集,在没有外力支持的情况下,太难了。相对来说,年轻点儿的诗人出诗集更难,得等待机缘。机缘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出。为什么我看重《城邦之谜》呢?这本诗集恰好是我的写作产生了变化后的一个阶段体现。不是说这本诗集写得有多好,好不好,差不差,自己说了不算,甚至同代人说了也不算。而是,我明确地在这本诗集里看到了“变化”,与此前不同,与出版后我新写的诗比较,也有不同。变化,应该受到写作者的重视,它的出现对写作者是提醒和肯定,也是反省和可能的否定。不可害怕变化,“坏”的变化也是好的,或者是对好的预示。我们必须在写作中探索那细微的曲线走向,“稳定”对写作的伤害性太大了。而对于我现在弹动的线路图,无论是速度还是幅度,其实我不够满意。

每一本诗集,都可看作对过去的小结和终止。若不是要时常为一些平台整理自己的诗,我很少会读旧作。我尽力忘记它们。偶尔我会读更早前的诗,比如十多年前的,企图修改它们。旧日的诗行稚嫩而极具诚意,使我感动,读最早的诗像读一颗陌生人的心,以至于修改工作很难进行下去。

关于代表作这个问题,作者自己来说是否有些不妥?这或许应由批评者和读者来确定。诗人会热爱写下的每一首诗,那每一行诗都付出了对生活的真意与理解。一个真正的诗人,必然会被纷至沓来的经验裹挟。这些经验,塑造了诗人。如果诗人诚恳地写出它们,怎么可能不爱呢?我个人不太愿意甄别哪首为代表作,我的孩子,都是我的代表。如今的处境是:很多属于研究者的工作,都被创作者自己做了。自媒体经营时代,大家都焦虑。

多次朗读《城邦之谜》这首诗,是因为同名诗集刚出版不久,为了给读者加深印象。您看,您关注到了。总体来说,在不同的场合朗读诗,我一般考虑那个时间点、那个地点合适读哪首,偶尔也比较任性,随意选一首读。我不大乐意用外在力量去给一首诗增加多余的东西,即使这个东西是发光的。诗就是诗,它用自身表达。

《城邦之谜》,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崖丽娟: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是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我看到一个标题“她用14本诗集,反抗女人的一生”。格丽克的作品,突出女性的自我表达,也隐喻着对社会既有规则的质疑。作为女性诗人,不管是认同还是反感,“女诗人”身份总会被鲜明地标识出来,性别对诗歌创作有何影响,性别差异可能会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新诗在我国已有100多年历史,诞生很多优秀女诗人,也有不同的女性诗歌选本出版。我注意到,2022年的诗歌选本《舞动青春——“青春诗会女诗人手稿集”》收入了您的《她没遇见棕色的马》,之前在各种女诗人诗歌选本中也常看到您的诗歌入选,这些选本代表的自然是编选者的眼光。您被诗人西渡誉为当今诗坛最好的女诗人之一,写作时您会注意自己的女性身份吗?

杜绿绿:每一次访谈、对话、分享,几乎都会问到这类问题。每代女性写作者,时刻面对着复杂的女性话题,未来或许会更多。首先要说,这是件好事。日常生活中想不起谈论的、不敢不愿谈论的,都进入了公共领域热烈的争论中。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不被属于社会,不被属于表达的主体,而是被定义为倾听者。我被当作女性养大,社会给我定义了性别该有的样子,那么我自然拥有属于我的那份意识。不同的女性,由于成长环境不同,对女性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所以,无论我在写作中是否有意调动,我的写作理所当然包含了我的个人意识。男性写作者也如此,他们的写作中也充斥着他们的性别意识。在对男作家、男诗人进行访谈时,很少会问他们作为男性写作者如何来看待男性意识,因为男性自古以来就理所当然属于创造者、表达者,女性不是。当女性成为创造者,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这不仅是女性写作者面对的问题,所有正在创造的女性都会被提问相关话题,比如,女艺术家、女发明家、女导演、女演员,等等。

或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什么是女性意识?女性个体独有的意识被如何促成?或者说,一个人的意识被什么塑造?近日,我突然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我在某机关单位编内刊。某天我们部门集体外出参观,接待的兄弟单位负责人在饭桌上,时不时拿我的身形开玩笑。他的语言肆无忌惮,我深深感到了屈辱。可我没有任何爆发,肯定不是害怕他,他的权力完全威胁不到我,然而作为一个“乖”女孩并不知该如何应对。甚至可以说,我产生了羞愧感,为自己的身形被注意到而羞愧。因为身体而羞愧的可能在男性身上基本不会出现,但在女性这里是常态。近年有一点变化,但似乎又触及了另一个危险的性别困境。这是非常复杂的讨论,暂且回到我们的话题。那时还没有MeToo的概念,我只能尴尬地等待他闭上嘴巴。这件事已过去十多年,不知为何又想起,可想而知当时给我的刺痛和压迫感。

我提起这事是想说,作为女性的每一天,生活都在塑造你。让我们思考下,我为什么要对这件事感到羞愧呢?明明不是我的错,我却因为对方的错而羞愧。女性经常会面对这种情况——因为男性的攻击性话语——他们有时意识不到这点,性别教育使他们不能发现正在实施伤害,从而错误判断为“风趣”——而产生自我怀疑和痛苦。在类似的事件后,不同的女性会在意识深处走向不同的方向。或许不会那么及时而清晰地显现,但潜在影响必定深远。有句话说得挺好,忘了是谁说的了,“女性是一种生存状态”。

女性必须接受女性身份带来的各种可能性,并在此之上,得出个体的认识、反思和解决办法。写作也是办法之一。

我们对女性的认识依然受困于既有的观念,女性该如何做,女性该怎样思考,女性该怎样言说……不外乎就是那些用烂了的束缚性词语。请注意,这些女性的行动都是被局限的。它们要在一个合适的框架中进行。我有个好朋友,她是位很棒的艺术工作者,在某次聊天中,她这样说:“女性主义对我的教育特别大。当我开始意识到作为个体的我(女性)无论如何努力变得强大,都始终被界定在一个边缘化的群里(‘你的表达不重要’),我理解了我的身份;与此同时,当知道了自己是‘弱者’时,我才逐渐开始理解性少数、族裔、劳工、殖民等一系列问题,也即这个世界的现行制度如何将人类中的一部分造就为弱者的问题。”

如此境况中,女性当然应该去写作,写作即创造,即表达,表达的能量会汇聚成光,刺破这个封闭的软绵绵的装模作样的虚伪球体。永远不要对表达丧失信心。它比核武器不差,长远来讲,胜过任何。生活中、媒体中,我一般不会强调女诗人的身份,这不是对女性身份的犹豫,而是没必要。不说也是女性。性别议题始终颇受关注。然而,诗不应被这些限定。

最后说一句,“女诗人”一词隐含的各种误解,应该立刻被停止。

崖丽娟:诗歌是紧紧围绕语言展开的艺术,要求语言对时代经验的高度吸附与精准的审美表达,这涉及一个诗学的问题,即诗歌语言的真实性除了源于诗人主体的真诚之外,还要求其内容具有真实性。对“诗与真”,您在创作中有何经验和体会?中国古典诗词很少被批评,新诗却不断受到质疑乃至诟病,主要是部分读者对象征、隐喻觉得晦涩难懂。诗人过于重视个人经验的主观表达或专注于内心世界,是否会对读者构成阅读障碍而导致读不懂?

杜绿绿:古诗几千年了,经历漫长的成长才逐渐成熟与止步。新诗100多岁,还是儿童呢,人们对孩子除了呵护,最擅长的便是批评。但是请别忘了,儿童的想象力最自由最丰富最无所畏惧,也最难懂。我们都有的常识是,一个婴儿生下来便懂得如何拿捏成人的心,控制成人为其服务。可是哪个成人敢说,他完全懂婴儿的心呢?成人若想照顾好婴儿,需要努力去学习、理解婴儿。同理,读者没必要把时间放在抱怨新诗晦涩、难懂上面,若想和新诗同行,那就去学习阅读、理解新诗,而不是生气它为什么不按我自己容易明白的方向生长。儿童怎么可能听任成人摆布呢,他只会长成他也不知道的样子。这个未知的样子,会塌了还是立起来,还得再耐心等等。但培育的过程,才最有意义。诗人们投入自身的真实来完成一首诗,这很了不起。

哦,您提到了内容的真实性,我只想说:您能确定您的生活是真实的吗?对诗人来说,一切都必须置于质疑中。

崖丽娟:您也兼事诗歌批评,对什么才是好诗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您的评论写得很好,读过您评论诗人陈先发那首著名的《养鹤问题》,观点犀利,机锋暗藏,颇有洞见。作为批评家开展评论时,您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哪里?对于优秀的诗人来说,写评论是必需的吗?对于优秀的诗歌批评家来说,写诗是否又是必要的呢?创作与批评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杜绿绿:谢谢您关注到,还请勿将我称为批评家。这不是谦虚,而是自我定位。写诗十年,写了两三本诗集后,我才有一点勇气确认自己是诗人。文章我写得少,还不成系统,哪里能说是批评家。何况,诗人本是最高的荣誉,若能担负起这个身份已是我的莫大荣耀。对于诗人来说,写评论或许不是必需的,但极有可能是命中注定的。即使你并不想在这方面努力。写诗到了一定的时期,会有些想法需要总结明确,便自然而然地开始写文章。文章也成了考量诗人的一关,文章写不好,他的诗也是可疑的。好诗人写文章会比较容易完成,他的语言、观念、结构从诗转成文章,似乎水到渠成。当然我说的不是体制化的、讲究规范的学术文章,而是自由度较大的批评随笔,当然若想在批评体裁里有所建树,那是一件需要独特才能,需要付出时间与精力的艰苦工作。

我从未计划过写批评,但是写了。写得少,主要因为懒。西渡曾给我的一首诗《迷失的雾》写推荐语,他这样开头:“如果杜绿绿肯努力,她会证明自己是一个在抒情、叙事、评论几个方面都具有才能的作者,但到目前为止,她的主要精力还集中在诗上……”我这样散漫的人,最适合的是写诗。写诗,想得多,动笔少。在我看来,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在为一首诗做准备,绝对不局限于阅读、语言练习,听音乐、散步、临帖、做家务、跳舞,给枯萎的花剥离花盆的时刻,同样会产生诗。文章写得少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对于诗的想法,多数已用诗来体现了。我有些诗,便是在讨论诗本身。

大概,我会继续偶尔写一些文章。写文章的过程很有趣,最有趣的是教会了我忍耐和梳理自己。我感觉,对写诗还是有益的。优秀的诗歌批评家,最好也写点诗,但或许这两种工作不应该分得如此泾渭分明。想写什么就去写,不想写,千万别胡来。

崖丽娟: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诗歌的创作和传播都变得极为便捷,线上线下诗歌活动非常频繁。2023年2月,首届“南方诗歌奖”刚举行线上颁奖活动,因其首倡自印诗集、评论集可以参加评奖而引发热议。不难发现,当代诗坛确实存在为数不少默默无名的诗歌写作者。该奖期待发现当代诗歌中优异的陌生者,以鼓励长期默默努力而受到忽视的优秀诗人,这或许传达出来更多积极的信号吧。您作为评委之一,在这些参评作品中“发现”了什么?

杜绿绿:前面已经提到诗人出诗集处境艰难,诸多官方奖项将评奖范围局限在公开出版物中,对很多没有条件出版诗集的诗人来说不太公平。无法出版诗集,不代表这位诗人的作品不值得被阅读。文学在当下属于小众,诗更是,精神的流动和探索不可能属于大多数人。无需抱怨时代不够慷慨,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依然从事诗歌写作,更可体现诗艺的强悍生长性。诗性从来都是从瓦砾中蔓延出来。这点微小的光芒会缓慢渗透进普通读者的内心。没有诗的世界,是不敢想象的——很可能是世界坍塌的时刻。所以,诗人们在写,在自印诗集。我们将评奖范围扩大到自印范畴,是作为诗歌写作者的感同身受和力所能及的互相支持。不出所料,在收到的参评诗集里,有不少不为人知的名字,他们的写作令人尊重和欣喜。时代给与诗的铜墙铁壁已经太厚了,我们作为写作的人,理当尽力穿透过去。不敢说实现了,但这是我的期许。

崖丽娟:上世纪九十年代诗坛进入主智时代,强调对日常经验的书写,通过叙事完成一首诗的生成。的确,伴随着文化多元化发展,抽象空洞的滥情或假抒情因缺乏“真实”和生动细节而逐渐失去读者。难道可以由此说抒情诗已经落伍了吗?诗歌如何介入现实,叙事的诗对我们当下生活真的更有作用吗?

杜绿绿:抒情、叙事之争,不那么重要,拉金《上教堂》、毕肖普《在鱼屋》、沃尔科特《烟草店》,抒情叙事都有吧。滥情和假抒情不在讨论的范围内,它们毫无被提起的必要。这里引用我的朋友,诗人、译者厄土的一段话,他说:我现在比较倾向“我们需要努力奔向一种准备的感受”,要重视经历的时地性,不惧怕抒情,但警惕抒情的“概念化”,警惕清晰的情感。他说完后,产生了自我怀疑,于是他又补充了很有意思的比喻,“可以说,诗歌就是一种回笼觉——破除迷糊的尝试。”

诗歌介入现实是必然的,每首诗都在现实中,逃避的诗也在介入现实。我们对现实的定义一向过于狭隘和自大。而谈到诗的作用问题,唉,我想我不愿意功利地来谈论诗。诗,无需承担作用,虽然它无意间承担了一些。

崖丽娟:您从安徽到广州生活,能否谈谈“异乡人”身份对创作产生的影响。安徽有很多优秀诗人,您和他们有很多互动;其实您不仅和安徽诗人、广东诗人交往密切,在北京、上海也有不少诗人朋友,也请谈谈诗人友谊对您的影响。

杜绿绿:“异乡人”也是经常被提起的话题,如同女性话题常被问起。诗人在精神上永远处在异乡。仅从地理概念来把我称呼为异乡人,我感到稍微的不满足,或者说我期待批评家们能找出一个更准确的词,而不是延续精神的异乡人说法。

我的朋友看似不少,但不好意思地说,事实上我比较宅。多数时间,我待在山边的家中。诗人之间的友谊,对我影响很深,细谈起来得长篇大论。简单点说吧,他们给了我安慰和力量,蕴含在生活当中,使我学会了理解他人、理解自己,理解此时。如果说从前代诗人那里认识了过去,那么同代诗人带给我的是当下和未来,观察他们的写作,也是观察自己的写作。若从最浅层的方面来说,和诗人们的交往最令我放松。在他们那里,我从不需要成为一个恰当的形象,我只需要成为我,不合时宜也很好。友人们对我的包容和照顾,让我惭愧。

崖丽娟:很多诗人注重诗歌与音乐、戏剧、摄影、绘画、书法等融合,“诗人”逐渐指代一个更为综合的艺术活动者的身份,纯粹文本性的深掘与综合艺术互相渗透似乎同时进行,呈现出多元跨媒介融合趋势。有人开玩笑说写好诗不仅是脑力活更是体力活,要将写诗进行下去更需要持续耐力,您经常运动,练瑜伽,还坚持研习书法,与写诗有关还是纯属个人兴趣爱好。除了这些,您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杜绿绿:您对我的日常生活有很多了解,可见我是个不擅长隐藏表面生活的人。怎么说呢?我小的时候学过芭蕾,这可能打下了运动的基础。身体喜欢动。运动能舒缓压力。没有想过坚持,断断续续地运动着。这一年,我很少运动,停也就停了。我尽量不勉强自己做什么事,不得不为的事情已太多,何必在能做主的事上为难自己?我系统地学习过三年瑜伽,那是次神奇的召唤,某一天突然有强烈的意图想要学习瑜伽,于是我就去了。这帮助我对身体进行了很好的观察和认识,认识内心,首先要认识身体。在柔韧和力量的平衡探索中,我确实获得了一些平静,但并不够深入。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十分厌恶瑜伽,我不想听到身体的指令,不想将身体后弯成一个圆,不想做任何一个瑜伽的体式。在那种极度的静中,我感觉快要无法忍耐了。我说过,生活的每一天都在对写作产生影响,运动自然也是。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回避不了。

书法练习,是近一年才产生的爱好。如同瑜伽的来到一样突然,我忽然想写字,就开始临帖了,并且从初次尝试笔墨开始,没有停下过。与纸、笔、墨的交流,乐趣无穷。而且,我明确地感受到这件事我似乎能做好,就像写诗一样。现在说此话有点吹牛,毕竟我才不够勤奋地学习一年,据说书法要写3000个小时才算入门。那我还早着呢。写不好也没有关系,我写字更想从恢复笔墨的工具性方面尝试。我这一代人从写作初期就使用电脑,输入法对写作的影响不可否认,这种影响早期来说是好的,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或许我们该警惕一切便捷。人写作的本质是人本身的体力、脑力的输出,添加入非本体的事物,不要立刻否定,但最好也不要长期一味接受与肯定。妄图恢复笔墨的工具性,是极其漫长的过程,试图笔随心意,还只能慢慢来。幸好目前来说,写字对我不是任务,而是乐趣。我基本不做任何需要坚持的事情。那太累了。写诗这么多年,也是顺其自然。我有个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喜欢一件事便容易沉迷,很难脱离。写诗,是我喜欢的事,从未停止过喜欢。写字,还不知道能喜欢多久。

无论运动、写字,或是其他的兴趣,从最初的那一刻来看,肯定不是为了写作。做得久了,必然会和写作产生联系,互相启发。比如,我常在临帖时,想起诗的写作,笔墨的运动与语言、心智等运动的关系。每一件事,哪怕再朴素的事,它的发展逻辑和处理方式,都可与诗对应。世上万事皆通,这是世界的平衡与通透,也可说是世界重复的建构。我最近比较关注“重复”这个词,并为这个概念写了首诗。

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是丰富的,一生都应不断拓展身体、技能与思想的边界。写作者尤其是。更多地去体验各种艺术实践,去感受生活,去做未曾做过的事,不要害怕它们占用了写作时间。它们会为写作带来多样性。

崖丽娟:您有什么良好的写作习惯来保持旺盛的创作欲望和热情,遭遇过创作低谷、有过写作瓶颈吗?最近您的好朋友、小说家魏微的小说《烟霞里》颇受关注,您为她写了一篇印象记,文笔生动,将来是否会考虑尝试写小说?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杜绿绿:我没有什么良好的写作习惯,这不说明我将写作的工作性降低。每个写作者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式。有的写作者习惯清晨写作三小时,写不写得出来,都面对电脑坐着。有的人习惯夜深人静坐三小时。我大概属于习惯最不好的那种,我有时写一天,从黑夜写到黑夜,有时一个月不写。我也曾打算调整一下。写作期间,我脆弱的睡眠会更加脆弱。

魏微写《烟霞里》是对体力、脑力的极大挑战,她经常昼夜颠倒,写着写着就天亮了。写小说嘛,没办法,体积搁那儿呢。小说家得踏实下来,有颗做农民的心和意志力。关于魏微的那篇印象记,是应某刊约稿而写,字数有限制,浅谈了一下。熟人的印象记不好写,尺度不太好把握。我前段时间写了首诗赠魏微,诗题是《我写作》。写作的苦与甜,写作者都明白。

我在疫情期间写过两个短篇,动念写小说是想让时间规律起来,不可能天天写诗,精神上受不了。写小说会有平缓的工作周期,拼图一般,能锻炼耐心和持续性。写完后,我发给小说家格非、李洱几位老师看了。老师们很认真,既鼓励了,又提出了修改意见,让我好好改。格非老师说可以发表了,但最好别急,认真改完再发,要对自己负责,写一篇算一篇。他让我要多写,写下去或许发现更适合写小说。魏微说,你可别把我们小说当成游戏。我本打算认真修改,因为懒和拖沓,就一直放在电脑里。后来,格非老师还问起过,我惭愧极了。小说和诗的语言完全是两回事,在尝试写的过程中,我力图平衡两者的关系。而且,写小说时我有些害怕,那种对人性的观察像无底深渊,既有诱惑力,又担心出不来,像是进入了一个大虚无的境地。我偶尔会想起那两个短篇,应该会整理出来吧。我是个急性子的人,但在写作这件事上完全不着急。最有可能的理由是,我从不认为自己的写作会因为时间的行进而停止。中途有停滞很正常,谁能没有瓶颈期呢?忍耐、再忍耐一下,做点别的事,会进入写作全新的阶段。“忍耐”是极具意味的状态,我曾在几首诗中尝试从多个方面来理解它。

我很少做明确的创作计划,但会有个大致的方向。这里就不说了。没做的事情,说出来没什么意义。

(崖丽娟,壮族,现居上海。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在“南方诗歌”开设“崖丽娟诗访谈”专栏,诗歌、评论、访谈发表于《上海文学》《作品》《诗刊》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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