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感悟] 我上小学的回忆

我上小学的回忆

1944年9月我就读于西安市私立真武完全小学校。此小学是1939年在我父亲的筹划下，在地方办教育、搞公益，联系社会各界集资办学，免费接受贫困孩子入学。是在西安市建国路启新巷东头“真武庵”内，创办的一所完全小学。

当年庙内常住有几位道士，其神像、庙具，均完好无损。用葦秆绑架，糊上白纸，将神像隔档起来。每逢历年的庙会时，全校便放假。当时由于办学经费困难，一、二年级教室设在大殿，在砖垛上搭上木板，高者为桌，低者为凳，三年级以上，有长条桌、椅。上、下课时，由工友边走边摇手铃。有次时钟停摆，竟让我守住摆钟，每当停摆时拨动一下，使计时得以继续。

小学生大多都要参加“中国童子军”，统一穿上特制的童子军服，并进行严格按童子军的规范军训，要求学生背诵和厉行童子军誓词、童子军规律（诚实、忠孝、助人、仁爱、礼节、公平、服从、快乐、勤俭、勇敢、清洁、公德，至今我还保存着一本《童子军初级课程》见附图）等等。上学、放学时，在校门口一边站一名手握军棍的童子军，检查学生衣帽、仪表、卫生等，不得将玩具带入学校。

老师上课，或路遇老师，都要行礼问好。每天早晨，首先要全体集合整队，清点人数、升国旗、唱国歌、校长训话。上课前，在老师带领下，面对孙中山遗像，背诵总理遗嘱等。

记得当年，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数、珠算、自然、美术、体育、音乐、书法、劳作、演讲、军训等，解放后增加了《政治常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等。书写工具就是毛笔，上学去都要带上毛笔、墨盒，写大、小字作业前都要先研墨。直到小学毕业时，每天都要交大字作业，在老师的指导下，按自己的爱好自选“颜、柳、欧、赵”楷书，老师用红笔画圈，用“甲、乙、丙、丁”分等级。

每当上课，老师都带一把一尺来长的木戒尺，对不完成作业者、不及格者、背不过课文者和各种违反校纪行为者，分等级予以处罚，或用戒尺打手心、或罚站、或两手举起顶砖、或下跪、或按在长条凳上拉开裤子打屁股等等。冬天寒冷，学生都自带形式多样购买或自制的木炭火手炉。

学校聘请的教师多倾向民主、进步、对国民党统治不满，有的可能就是党的地下工作者。至我今还记得，当时老师教我们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嘚隆咚！嘚隆咚！嘚隆咚！我们是新中国的好儿童，新中国的主人翁，新中国的小先锋，走啊！走啊！向前走！牵着活泼的小朋友，握起拳头，张开口，打倒封建官僚!赶走美帝豺狼!中国才有翻身的时候。”当时，老师还给学生讲，“四大家族”，掠夺人民的财产，垄断全国的经济，社会的不平，百姓的疾苦，国民党政权腐败等等。也有如，同学们愤恨的丁老师，他是上面派来的军训主任，效忠国民党，对学生军训非常狠毒，非打即骂，其他老师对他避而远之。后因其丢失考卷，我父借故将其辞退。

在我上一年级时，经常在上课时，听到急促 “呜！呜！呜！”的警报声，日本敌机要轰炸西安。每当此时，西安城内一片慌乱，小孩哭，大人叫，扶老携幼，携儿带女，个个紧张的向城墙洞跑去。在阴湿、黑暗、土腥味的窑洞里，拥满了惊慌的人群。等啊！等啊！时长，时短的，终于盼来缓慢的“呜——，呜——，呜——”解除警报声。此时，又慌忙的赶回家，看看家里是否被炸。小孩不敢乱跑，经常听到大人谈起，谁家、谁家被炸，一片惨象，未躲避的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炸得四肢飞离，有的被炸残，有的地方留下很深的弹坑……。若于晚上跑警报，飞来几架敌机，城门楼上便升起几盏红灯笼。同时也见到可恨的汉奸们，在目标地向空中打出的信号弹，此时，军警们持枪跑步，四处搜扑。

1949年5月西安终于解放了，我正上高小五年级，学校停课，每天都排成队，前面举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同学们有的打着小纸彩旗，有的敲锣打鼓，有的化妆成工人、农民、解放军、商人、美国佬、官僚、恶霸、地主、奸商、媒婆……等，手拿着木制的模型工具，铁锤、镰刀、长枪或实物等等，沿街扭秧歌、演活报剧、呼口号、唱新歌。由于我扭得舒展、欢快，每次出发都让我领头，我校的队伍也融入到西安沸腾、欢庆的人流中。全市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歌声飞扬。

当年许多歌曲至今仍记忆犹新，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说西安，道西安，西安的世事的大改变，自从上月解放后，人人高兴个个欢。……”，“火红的旗帜，火热的心，心儿跳，红旗飘，全中国大地沸腾了，沸腾了四万万人民心一条，不分男和女，不分老和少，高呼万岁毛泽东，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来到。”

刚解放不久，当地为破除迷信，将庙内的神像逐个被拆除。复课后，许多同学未再回校，我们毕业班原有20多名同学返校继续学业者不足10名，1950年7月我终于完成了学业，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毕业证（见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