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1724.4.22-1804.2.12）是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十八世纪德国哲学的面貌；更重要的是，他为世界哲学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日本学者安倍能成曾说，康德哲学是蓄水池，之前的哲学都流向他，后来的哲学又从他这里流出。我国著名的康德学者郑昕也留下了一句广为流传的格言：“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时至今日，康德仍是“活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主义可以看作是应对当今时代平庸化的一剂良药。在2024年——康德诞辰300周年，逝世220周年——澎湃新闻同中国康德学会共同策划，将陆续发布对世界各地资深康德学者的深度访谈，再次挖掘这位哲学家的光辉精神以及对于现今世界的意义。
保罗·盖耶（Paul Guyer）是近半个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康德专家之一，对当今康德学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于1974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匹兹堡大学、伊利诺伊-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职教。盖耶教授对康德哲学各个分支均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他已出版十几本相关专著，包括基于其博士论文扩展而成的成名作《康德与审美的主张》（Kant and the Claims of Taste，1979），以及《康德与知识的主张》（Kant and the Claims of Knowledge，1987），《康德》（Kant，2006/2014），《康德导读》（Kant's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 Reader's Guide ，2007）, 《知识、理想与审美：康德对休谟的回应》（Knowledge, Reason, and Taste: Kant's Response to Hume ，2008），《自由的美德》（Virtues of Freedom，2016），《康德的道德的理性》（Kant on the Rationality of Morality，2019），《门德尔松与康德的理性与经验》（Reason and Experience in Mendelssohn and Kant，2020）。
盖耶教授编订的六本关于康德哲学的论文集当中，有三本属于“剑桥指南”系列（Cambridge Companion）。他在1986至2016长达二十年时间里与艾伦·伍德（Allen Wood）共同担任剑桥康德英译本（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Kant）的主编，也是其中《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笔记和片断》这三本的主要译者。除了康德哲学，盖耶教授在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其美学部分）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三卷本《现代美学史》（A History of Modern Aesthetics，2014）和《哲学家带你看建筑》（A Philosopher Looks at Architecture，2021）的作者。
保罗·盖耶在北京大学接受采访
吕超：您是在哈佛学院获得学士学位的。我们很想知道您最初是如何被康德哲学吸引的，大学里的哪些课程对您产生了影响，或者说您在中学时代已经开始阅读康德了？
保罗·盖耶：在美国，高中生进入大学前的最后一年是第12年级。而在我读11年级时，在一堂英语课（也就是每个人都要上的语言和文学课）上，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份作业：找到一本你感兴趣的文集，阅读并撰写一份读书报告，然后在课堂上做一次口头展示（oral presentation）。我们大致有两个星期准备这项作业。我那时住在纽约市郊的长岛。某个周末我到了市里，乘火车回家前在车站书店里看到一本平装书，那就是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这本书很便宜，只有45美分，相当于现在的5美元或10美元。我买了这本书并在火车上开始阅读，读完时觉得它非常令人惊叹，尽管它的结论中有一些疯狂的东西（亦即我们对因果性的信念并不是合理的），它的论证看起来却很棒，而这一点非常令人迷惑。我写了一篇简短的读书报告，在课堂上做完口头展示后，每个人（包括老师）都认为我疯了，但我却认为这很棒，是这一经历真正让我对哲学发生了兴趣。
随后的暑假我参加了为期六周的哲学课，这门课快速地介绍了各种哲学潮流，一个星期是关于分析哲学的，一个星期是关于存在主义的，我们甚至可能还上了一个星期关于中国哲学的课。当我进入哈佛学院读本科时，我想要学习更多的哲学。实际上，那时我还在考虑成为一名建筑师，但在入学的第一年我拥有了如此出色的哲学老师，以至于之后我就坚持做哲学了。我在本科之前就读过一些康德，但读得不多，我确实读过叔本华，叔本华有一些基于康德思想的关于因果性的观点，他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对休谟做出回应。当我进入哈佛学院时，我从不同的老师那里对康德发生了兴趣。本科第一年我们上了一门整整延续一年的人文学大课，这门大课是由两名哲学系的老师讲授，其中一人从前苏格拉底哲学讲到圣奥古斯丁，另一人则讲授了现代哲学和更一般意义的现代思想。我在这门课中读到的一篇文本是《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第一部分，康德在那里对自由意志问题给出了他的解答。这门课有400多名学生，我们分成不同的小组，由高年级研究生带领我们这些本科生学习康德的道德哲学。
康德
随后的第二年，诺齐克开了一门《纯粹理性批判》的课。自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刘易斯（C. I. Lewis, 他也有点儿是康德主义者）于1955年退休后，哈佛已经有十二年没人开设《纯粹理性批判》的课了。刘易斯训练了许多出色的康德学者，例如查尔斯·帕森斯（Charles Parsons），但他退休后，没有做同样工作的人接替他的位置。诺齐克当时还是一位助理教授，他之前没有研究过康德，也不是哲学史专家。但诺齐克声称，对他来说现在是时候研究一下《纯粹理性批判》了，而还有比开设一门课程更好的研究方法吗？诺齐克不需要成为一位康德专家，他是我遇见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是我遇见的最快的阅读者和最快的学习者。诺齐克显然在之前的夏天，或是花了几个月时间通读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当时已有的评注。那是1967年的春季，而这意味着前一年（即1966年）施特劳森的《感观之缚》和贝奈特的《康德的分析论》已经出版了。这两本书使康德在分析哲学看来变得有趣，而诺齐克也读了这两本书，在那个时刻进入康德哲学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诺齐克课上的一些学生正在攻读第一学位，一些学生则在做博士研究。诺齐克再也没有教过这门课，他并没有成为康德专家，我或许是那门课上唯一成为康德专家的人。我发现康德的某些观点有趣而可信，另一些观点则非常疯狂，比如先验唯心论。《纯粹理性批判》这部文本本身在我看来既迷人又充满挑战性，我在搞懂它之前都不愿意放下它。其他学生继续做其他事了，我则坚持研究康德。
在我进入研究生阶段的第一年（即1969到1970年），罗尔斯开设了道德哲学的课程。他并没有讲授《正义论》，这本专著在之后的一年才出版。在《正义论》印刷之前，他分发给了我们一些其中的章节，但他实际上是用哲学史材料来授课的。罗尔斯在道德哲学课程中讲授了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或许我们还读到了密尔。罗尔斯在政治哲学课程上讲授了霍布斯、洛克、马克思，或许他并没有把康德包括进来。但无论如何，罗尔斯都讲授了康德伦理学。我开始对康德伦理学产生了兴趣，而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在这上面做太多功课。当《正义论》在下一年出版时，位于全书中心的章节被称为“康德式的解释”（Kantian Interpretation）。罗尔斯用康德式的术语来解释自己的工作，而这使很多人转向了康德伦理学。罗尔斯当时已经有很多学生围绕康德伦理学在做一些非常有趣的工作了，这些学生大概比我年长六到七岁。在1960年代晚期，是施特劳森和贝奈特使康德的理论哲学变得激动人心并且与当时的哲学思考具有相关性，而在1970年代初期，则是罗尔斯使康德的道德哲学变得激动人心并且与当时的哲学思考具有相关性。
之后你可能会问我是如何开始研究康德美学的，这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也是我在第一本书中以及之后一直在写作的主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部分。首先，在我准备写博士论文时还没有真正研究过康德美学，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深入研究过康德哲学中的这一部分。其次，我的父亲是一位画家。他主要靠做广告艺术和设计为生，但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画家。每次我回家度假时，父亲都会立即把我拖到工作室，向我展示他最近的作品，并问我感觉怎么样。我那时想的是：“我喜欢这幅画，不太喜欢那幅画。”但当是你的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你会想要谈点更为实质性的东西，所以我就想：“或许从美学中我能找到一些可用的原则。”当然，你从美学史里学到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你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原则。你无法以在数学中找到规则的方式那样，在美学中找到允许你对特殊对象做出判断的规则。当然，关于艺术之于人类生活具有价值的不同方式，你可以得到更一般的观念。一旦你拥有了这些一般的观念，你便可以开始以一种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谈论个别的艺术作品了。但你找不到任何“规则”，你无法“证明”你自己是正确的而对方是错误的。然而无论如何，我父亲是个思想开明的人。
吕超：您是剑桥版康德全集英译本的主编之一。我们很好奇如此庞大的工程是如何成功地完成的。比如不同的译者会对术语有自己的偏好和各自不同的翻译方式，您作为主编是如何协调所有这些译者的？
保罗·盖耶：艾伦·伍德（Allen Wood）和我的确尝试着制订某种形式的指导规范。艾伦和我制作了一张主要术语表，并将它发放给所有译者，同时艾伦和我也将自己作为译者来看待。我自己坚持如下的翻译原则，亦即译本的读者应当和原始文本的读者拥有一样多的、最好是同样的解释工作。如果某种东西在德语中是隐晦的和复杂的，那么它在译文中应当依旧是隐晦的和复杂的。如果某种东西在德语中是清晰的和不含混的，那么它在译文中应当依旧是清晰的和不含混的。否则的话，假若翻译将原文中隐晦的东西变得清晰，它就会向读者关闭解释的可能性，译者就是将自己的解释强加在作品上。当然，译者不可避免地总在把解释强加在作品上，但他需要试着有意识地去克制。译者应当尽量让句子保持原样，当原文中句子很长时，译文也应当保持长句。当原文中句子很短时，译文也应该保持短句。
当翻译《纯粹理性批判》时，艾伦和我首先做了第一份草稿，然后修剪，订正彼此的工作，等等。我有时会回头看看坎普·斯密的译本，用他的翻译来热身。我发现斯密不仅把某些长句截成了短句，有时还会把短句拼成长句，因为斯密在英国长大时养成了某种我称之为爱德华风格（Edwardian style）的写作方式，他或是有意、或是无意地让康德听起来更像一位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作家。但我们不应当那样做。我们发展出了一套指导规范，并试图让每一个译者都牢牢记住它。
对于挑选译者我们很有信心。大部分管理工作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挑选好的人来完成所有较低层面的工作。有时候这会涉及到协商，译者或许不喜欢我们的建议，我们就会与其争辩清楚，有时译者会说服我们，有时我们会说服他们。我们或许会完全不喜欢译者的工作，把稿子退给他们，要求他们思考如何修改。我们并没有强加文体上的统一，尽管剑桥设计了这种类型的东西。假若我们能够重做整套剑桥康德英译本，它或许能比现在更加统一化，但它已经花了我们太长时间，而我们都太老了。
这件工程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真正在寻找自己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人来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判断力批判》最早在由两位英国哲学家进行翻译，其中一人去世后我才加入了工作。任何一项延续了那么长时间的工程都会遇到这类问题：一些人去世了，一些人陷入了争执，一些人则退出了。进程中总会存在某些调整，这有时会涉及到加入新人。至于《纯粹理性批判》，除了我们自己，艾伦和我不相信其他任何人。因此我们把这本著作留给了自己来翻译。至于翻译之后的修订工作，我会做好某一部分的第一份草稿，把它交给艾伦。我们两人当时都有其他工作要做，都在写自己的书。当艾伦抽出时间时，他就会对我的翻译提出各种建议，再把草稿返还给我，然后我继续在上面工作，反之亦然。《纯粹理性批判》译本的成功在于我们两人拥有不同的技巧。在选择精确的词汇（即“措辞”[diction]）上，我认为艾伦远比我要出色，当他建议用这个词时，他几乎总是对的。而当涉及“句法”（syntax）时——亦即在英语里找到可读的方法来保存康德的长句，使句子听起来非常像康德本人写的，但在英语中又是可读的——我则比艾伦出色。我和艾伦是互补的，我通常更喜欢他的选词，而他通常更喜欢我的句法。
剑桥康德全集要求翻译全都是新的，而不直接使用过去的译本。这部分地出于版权的原因。当然，玛丽·葛瑞格（Mary Gregor）已经为剑桥先前出版的单行本做了一些翻译，她按照我们的指导规范和艾伦的建议做了一些修订，但在《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这一卷完成之前她就去世了，艾伦最终完成了这一卷的翻译，所以他可能做了一些修改，但玛丽·葛瑞格本人却无法对此做出回应了。然而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的译本都是全新的。我们回到康德的原始文本，尽量少地依赖先前的英译本。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困难的。如果你研究康德很长时间了，那么斯密的《纯粹理性批判》译本将印在你的脑袋里，你甚至能够听到它。而我们试图在脑袋里把它放到一边，回到康德的原始文本并重新翻译。康德有很多著作——包括他的一些科学著作和小论文——之前并没有英译本，而另一些著作的译本则有些老了。我们尽可能多地从头开始翻译，有时碰到非常困难的段落时也会查询其他译本。对于《纯粹理性批判》而言，我们不仅会查询斯密的译本，也会查询所有英译本，有时是麦克勒约翰（Meiklejohn）的1855年译本，或者缪勒（Müller）的1881年译本，甚至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个英译本，即海伍德（Haywood）的1838年译本。有时我们会发现这些译者比斯密更为出色地解决了一些特殊的问题。
吕超：您的著作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在中国也非常受欢迎。但对于一些读者来说，您对康德的解读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有时您似乎把康德的思想描绘成碎片式的，甚至是自己和自己相矛盾的。同时您使用了大量未出版的笔记，有时还会直接批评康德。某些读者可能会更偏爱艾利森（Allison）或其他学者所采取的为康德进行辩护的立场，很多初学者或许会对您的进路感到一些不安。但非常有趣的是，随着读者深入了解您的工作，他们会对您的著作产生更多的同情和喜爱。
保罗·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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