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唇枪舌剑，很少发火的朱德大发雷霆，字字千钧力挺毛主席 - 日志 - 向日葵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主席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毛主席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凯丰无言以对。

毛主席后来还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后，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上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从而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毛主席还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他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连李德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

红军时期的毛主席

参加遵义会议的总共不过20人，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主席、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及各军团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翻译依旧是伍修权，以及邓小平（是否参加了，是出席还是列席，有些争议）。

毛主席发言时，朱德不住地点头，深表赞成。

周恩来说：“我们必须对革命事业负责，我们必须对得起死去的战友。我提议，让毛泽东同志重新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同时，我请求——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都在帮助我，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多加指导，我愿意做党分配给我的任何工作。”

王稼祥也表示坚决支持毛主席。

凯丰发言时把矛头对准毛主席，讥讽说了本文开头的那些话。

朱德听不下去了，一拳砸在桌子上，气愤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执行的左倾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并说他也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请大家就此发表各自的意见。

彭德怀等热烈鼓掌，深表赞同。

凯丰高声喊道：“博古、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央领导人，你们竟然反对共产国际——这是反党行为！”

朱德冷笑道：“我本来讲，要对事不对人。这次会议也是为解决路线、方针问题。现在看来，你们还要坚持错误的领导。那好，我就重新声明立场：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朱德此时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其发言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说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军事资源是硬实力，在红军中拥有极高威望的朱德，其态度是什么，任何人都得好好掂量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