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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杂谈] 为英雄放歌 撷时代精华

12 已有 1718 次阅读   2015-03-13 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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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英雄放歌   撷时代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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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从放牛娃到公安总队政委》‍的几点感想       
                                                                            李克寒
                                      
                                                                                                                                                                                    
      最近,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从放牛娃到公安总队政委》(储南君著),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书。正如编者所说:“这是一部作者尽心倾力献给社会的一首大风之歌”。
     为人立传,当然主要是写人。而人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骑手。如何把握时代的进程、脈博、氛围、场景,而又把具体人的思想、情绪、作为放在时代的大背景里加以展现;如何通过传主的经历、人格、业绩给后人以启示、借鉴,这是传记作品必须面对,而且很难把握的课题。
    传记文学‍《‍从放牛娃到公安总队政委》涉及的史实时间跨度长、空间大、事件繁纷复杂,特别是涉及到许多敏感的人和事,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巧妙的笔法或取舍剪裁,或取粗存精,或去伪求真,读来脉络清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环环相扣,文笔简洁、生动,篇幅虽长,而不觉臃长、繁琐、枯燥。
    我觉得作者在把握时代背景与传主的关系、处理历史题材与现实需要的关系上,有许多独到之处。具体说来,有三点突破:
   
     一是,融传主于群雄,绘大景而树人。
   
    该传以大量篇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进程和众多的革命历史人物,同时,始终如实地把传主放在历史的进程和与历史其他高层、中下层人物的关系中加以叙述、描绘。这样,我们不仅对传主的身世、成长、成熟有清晰地的了解,为他的理想、追求、献身精神而感动,同时,更对中国革命历程的艰难曲折、繁紛复杂有了更加立体的观瞻,被那些与传主同时代的众多人物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与其说作者是在为一个具体人立传,其实为我们展现的是中国革命波浪壮阔、色彩斑斓的画卷;与其说作者写了一个从放牛娃到公安总队政委的形象,倒不如说为我们塑造了一尊尊巍峨高大而又鲜活生动的革命人物群像。群像培养了个像,个像增彩于群像;历史造就了英雄,英雄推动了历史进程。作者为我们揭示的正是这样一个真理。
     今天的灿烂来源于历史,历史的光辉应在今天继续,未来属于敢于担当、敢于知难而进的历史使命的承继者。今天,我们面临着比历史更艰巨、更庞杂、更棘手的课题。中国过去之所以历经艰难、危亡而不败,中华的英才们之所以一代一代能为实现中国梦而矢志不渝、前仆后继、绵延不绝,已经证明了而且还将继续证明,中国不只是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阿q之辈的出产地,她涌现过和正在涌现一代又一代气吞山河的民族精英。中国的江河湖海中,不只有鳖虫蛙怪,更蕴积着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伟力!‍
    读过这本传记,深深感悟到,热爱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们,不能不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献身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能不从已经为这块土地献身的前驱者身上吸取营养。醉生梦死的,已经腐败和正在腐败的,不能也不可能陷住中国继续朝前走的脚步。因此,我们坚信:中国藏龙卧虎,英才辈出,过去没有亡,中国现在和今后也不会亡。
   
     二是,从历史中觅实,拨迷雾而现真。
    
     书中大量的篇幅涉及到张国焘以及四方面军有关事迹。实在说,这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题材,也是一个十分烫手的山芋。错误路线的头子与英雄将士、错误路线的恶果与将士们的英勇举动等等,如何记叙、评价,这是摆在史志作者面前绕不过去的难题,也是历史要求每一个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必需回答的难题。本书的作者虽然不是专业的史学家,但他始终本着严谨、公正、客观的治史态度,既不回避历史漩涡,也不掩饰人物的是非功过,而是以翔实的史料作依据,拨开历史的迷雾,寻真觅实,褒、贬凭据,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张国焘在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揭露了他野心膨胀、分裂红军给四方面军将士和整个革命全局带来的种种恶果。在这个复杂、惨烈、悲壮的背景下,作者一方面真实地记录了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遭遇险恶的程度和陷入绝境的悲愤,同时又热情洋溢地叙述了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忍受难以想象的毅力,战胜种种艰难困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绩。红四方军多灾多难,三次过草地、九番爬雪山、浴血大西北------‍可以说,这一段历史迷雾重重、‍扯不断理还乱,虽然它早已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之中,无数革命英烈已经与祖国的河山融为一体。如今,谁还记得或者有兴品评当年的是非曲直?‍谁还能想象、体会到当年的酸甜苦辣?‍谁还在乎先辈们为我们当今的平安幸福而血溅山河?这部传记难得之处就在于为我们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征战、生活、爱情以及敌我友相互纠葛的细节、过程;真名实姓地记录了许许多多红军将士的音容笑貌、趣闻轶事、奋斗业绩。读来如临其境,如暏其面,亲切生动,感人肺腑。所有这些,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认识那个时代人物的风采既有认识价值,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三是,摄传统之精华,昭后人以借鉴。
    
      当今,能立大传者,多以高层人物为主。这些传记浓墨重彩,长篇巨制,而且大多是由官方集中人力、物力,历经多年打造而成。这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像卢福贵这样经历的老红军,像他这样职级的红军干部,何止千千万。而我们能够看到真正具有史料价值、血肉丰满的中、下层红军人物的传记作品却寥寥无几。作者一反立传必歌功颂德、立传必立大人物的套子,不因传主的地位或为立传而立传,而是选取了一个小人物作为传主,以中下层政工干部的业绩入手,倾尽全力,从古来之稀一直写到耄耋之年,不顾体弱多病,自出经费,四处奔波,搜集资料,历经数年寒暑,字酌句斟,不立不说,一立就是大传。这部传记长达二十六多万字,分十一个章节,详尽、生动的叙述了一个从放牛娃成长为党和军队的一名中高级干部的历程。这种顽强拼搏、矢志不移为之立传的执着,我觉得一方面发自作者对传主的真挚感情和仰慕、崇拜,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作者洞见传主事迹重大意义的特殊视角。这个特殊视角就是为思想政治工作者立传,为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名。
    卢福贵参加红军后,一直活跃于基层政治工作岗位上,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为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这是《‍从放牛娃到公安总队政委》‍记叙的重点,也是这本传记不同于其他同类人物传记的亮点。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这是201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他倡导召开的新古田会议上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86年前红军在江西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性质、宗旨和任务,提出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实践奠定了基础。习近平曾先后七次来到这里,并一再倡导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他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然而,曾几何时,思想政治工作被淡化、被讥讽、几近处于瘫痪状态,进而导致人心涣散,精神溃烂,物欲、私欲、贪欲横流。这固然是因当年林彪搞假、大、空的所谓“‍突出政治”‍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所致,但真正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作用、影响,一些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经验,由于长期缺乏弘扬、传承,而不为当代人所了解和理解。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以革命的理想和精神团结人、教育人、帮助人,召唤人、启示人,引导人的工作。是聚集、提升、发挥精神正能量的的孵化器。正是基于此,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全军,要“‍着力抓好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积极推进政治工作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军民融合的政治工作格局,增强政治工作主动性和实效性。”
    创新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摄取精华,为现实服务。储南君先生这本《‍从放牛娃到公安总队政委》‍的传记,以大量活生生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历经磨难不溃、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法宝;全方位地挖掘出了传主如何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威力,用许多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了他如何带领、团结、引导、感化、教育同志们的感人事迹。同时,书中也详细介绍了红军在面临物质匮乏、处境险恶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方法。这在当前思想政工作式微,精神力量被漠视、灵魂修为被嘲笑、意志锻铸被抛弃的时代背景下,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凝聚的成功范例,也提供了精神凝聚者如何在不同情况下,针对不同对象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经验。因此,纵观历史和现实,这本书不仅具有珍贵、特殊的历史意蕴和魅力,更具有很多现实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如今,书海茫茫,信息铺天盖地。如果说,我们需要有选择地读那些有价值的书的话,那么,这本传记的价值就在于此。
                           
                                            2015年3月7日--1 2日三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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