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尽管当时政局动荡，情况复杂，形势严峻，孙中山还是由宋庆龄陪同冒险北上，试图为实现国家统一寻找出路。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的这段时间里，北京的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军阀段祺瑞、张作霖进入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段祺瑞当上了“总执政”，而冯玉祥却被排挤到张家口去了。因此，这时孙中山的会谈对手已经不是冯玉祥，而是受到张作霖支持的段祺瑞了。
到达天津当晚，孙中山突发高烧，肝痛剧烈，颓然病倒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病情严重，还挣扎着给段祺瑞拍了电报：“……一俟病愈即行首途。”
12月31日，孙中山乘坐的专列驶进北京前门车站。他在随行人员的搀扶下，手捂肝部缓缓走下车厢，含笑向欢迎的人们致意。
根据安排，孙中山的行辕设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中。由于他病情严重，暂时住进北京饭店，以便治疗。经德国医生主持会诊，认为是肝脓肿，然而治疗十数日，并无好转，反而发现眼睛出现黄疸迹象。医生认为必须进行手术，但因孙中山身体过于虚弱，随行人员谁也不敢发表意见，宋庆龄也没了主意。最后，孙中山自己决定同意动手术。
病入膏肓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被送进协和医院。当医生打开腹腔时，惊讶地发现“肝部坚硬如木，生有恶瘤”，立即取出活体标本进行化验，结论是肝癌。
事已至此，医生也毫无回天之力，在清除了肝部的淤脓之后，只能重新缝合。经过对吸出脓液的化验分析，医生认为，孙中山的病情至少已经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接下来的那些天，孙中山的病情不断反复，医院决定使用“雷锭”（即现在所说的“放疗”）。根据当时医生的经验，使用放射治疗以48小时为限，若再无效果，便毫无希望了。至2月17日，用药已达40小时以上，却没有任何好转，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写信给孔祥熙，请他转告孙中山的家属及国民党人士:孙先生为肝癌最末时期，生存无希望。情急之下，随行人员主张服用中药试试效果。孙中山却保持着镇定，他认为，既然在医院接受西医诊视，就应当服从医生的治疗，如果偷偷服用中药，是“不以诚待人也”，若是一定要服中药，则必须出院！
西药服了无效，中药又在这里服不得，惟一的办法只有依从孙中山，先出院再说了。2月18日，孙中山乘特备汽车缓行至铁狮子胡同的临时行辕，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时刻。
最后时刻
住进行辕当天，一位著名中医便上门视诊。开了两剂药，服后不久，孙中山肿胀的双脚居然消退了不少。始终被病痛折磨得寝食不安的孙中山，晚上竟安睡了整整8个小时，大家似乎看到了一丝光明。但是，从22日起，病情又开始恶化，人们急忙再请另两位中医视诊。
2月24日，经国民党内同志建议，决定请孙中山签署遗嘱。下午三时，孙科以及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等人齐聚病榻之侧，聆听孙中山的最后指示，并由汪精卫等人起草了遗嘱。就在孙中山执笔行将签字的时候，突然听到宋庆龄在旁边的房间里悄声抽泣，他不禁一阵心酸。结婚十年来，宋庆龄始终与他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在他病危之际，她日夜守护，在绝望之中还始终保有一丝幻想，希望他能奇迹般地康复。他不忍让她伤心，犹豫片刻，终于还是放下了钢笔。
25日，孙中山的身体愈见衰弱，“惟神志仍极清明”。第二天，状况更加不好，开始出现严重的肝腹水。因此，终止服用中药。众人也是“病急乱投医”，又开始注射一种据说是“日本医学界新发明之药剂”。注射了5次，居然真的有些效果：脉搏、呼吸较显平稳。大家都感到很兴奋。惟有陪同护理的德国医生认为，病人腹水逐渐增多，只怕是已经到了最后时期。果然，其后陆续又注射了两针，便已毫无效果。
3月11日早晨，何香凝前往孙中山的病房探视，发现他病势凶险，瞳孔有所放大。她马上与大家商议，必须立即让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她与宋子文一起向宋庆龄说明了情况。
在这最后的时刻，宋庆龄反而十分镇定，带领大家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孙中山神志十分清醒，命人取来早已拟好的遗嘱。由于身体十分虚弱，他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钢笔，宋庆龄轻轻托着他的手腕，在三份文件上签下了他的名字“孙文”。
弥留之际，孙中山叮咛儿子孙科和女婿戴恩赛，要善待宋庆龄。他还嘱托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垂泪说道：“我当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孙夫人。”孙中山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3月11日晚，孙中山陷入深度昏迷之中，他还在喃喃自语：“和平……奋斗……救中国……”12日凌晨，痰急上涌，口不能言，家人及同志环立于病榻旁边，怀着无比的悲痛与他告别。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告别英灵
当天中午12时30分，覆盖国民党党旗及中华民国国旗的孙中山遗体送抵协和医院，经手术取出内脏化验，孙中山肝癌属实，还发现胆囊内有6块结石，说明他已被病痛折磨许久了。
3月15日，孙中山的遗体经防腐处理，请宋庆龄及其他亲属探视。宋庆龄抚着孙中山的遗体放声大哭，其他人也莫不下泪。上午10时，开始装殓，孙中山的遗体身着大礼服、头戴礼帽、足穿皮靴，被移入棺内。棺为椭圆形，上方有玻璃棺盖，以便公众吊唁时瞻仰。
本应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15日这天突降大雪，似乎上苍也为伟人的去世而悲哀。3月19日上午，孙中山的遗体被送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即今中山公园中山堂），沿途自发送葬的民众多达12万人，自协和医院至中央公园沿途几乎没有空暇之地，以致交通为之阻塞。维持秩序的士兵均将枪托向上，枪口向下，以示哀悼。航空署还派出3架飞机，在沿途低空飞行。由于行速缓慢，短短两三公里路程居然走了两个多小时。盛放孙中山遗体的棺椁被安置在社稷坛大殿正中。上悬其遗像及“有志竟成”的横匾，两旁悬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旗。
根据治丧处的日程安排，3月23日由在京的国民党党员公祭，24、25日为政府机关、各界代表及外宾公祭，26日各学校公祭。自27日开始，公园开放，任民众公祭。本来每天开放的时间是自上午10时至下午4时，因为前往吊唁的人数太多，只得延长至晚6时止。
暂厝西山
孙中山生前曾经表示过，希望去世后能够葬在南京。国民政府决定遵照他的遗愿，将南京紫金山选为墓地，孙中山刚刚逝世，便立即派员前往勘察。陵园建设不能马上完成，治丧处决定将遗体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
4月2日上午，孙中山的灵车在庞大的护灵队伍陪侍下，经西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出西直门，赴西山而去。无数民众走上街头，含悲为孙中山送行，有两万多名民众竟然跟随灵车从市里一直步行到香山。
下午4时25分，车抵碧云寺。碧云寺始建于元代，是京西名刹。民国初年，寺内建筑多有倾颓，蔡元培等人曾筹资修葺。为了安放孙中山的灵柩，在公祭进行的同时，治丧处已安排人员进行了紧急整修，并在寺门内外竖起数座牌楼，在牌楼和各道寺门上，悬有大量的挽联和横额，其中释净和尚的挽句最为简洁：“今世如来”。对于为济世救民而鞠躬尽瘁的孙中山来说，这也许是最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5时30分，灵柩安放完毕，再次举行公祭后，众人退出。
孙中山逝世前曾希望自己能够像列宁那样保存遗体，供民众瞻仰。他逝世后的第二天，国民党便与苏联政府联系定制“水晶棺”。3月30日，苏联政府赠送的特制棺椁运抵北京。但是，有关医生认为，这种棺椁适用于干燥寒冷的北方，却不适合中国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如果用它装殓遗体，仅仅能够保存20年左右。而由于先期处理技术不很理想，在孙中山逝世仅20多天后便发现遗体皮肤开始变黑。4月5日是清明节，有关人员将孙中山的遗体移出石龛，用楠木棺重新装殓，放回石龛内安置。
以后的几年里，战事频仍。情况最紧急的时候，护灵人员曾经转移遗体，暂移至附近的山洞内停放，以避战祸，待危机消除后，又重新运回。
经过长达3年的建设，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终告竣工。1929年5月，国民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总理奉安大典”，将孙中山遗体运往南京安葬。6月1日，在南京狮子山炮台隆隆的礼炮声中，墓室徐徐封闭。孙中山的丧事至此全部结束。
至于北京西郊的香山碧云寺，在1929年孙中山遗体南迁时，将他替换下来的衣物置于原先的棺椁中，并在当年5月25日封入曾经停灵的石塔内，立为“孙中山先生衣冠冢”，以供后人凭吊，寺内的大殿已改为“孙中山纪念堂”，当年苏联赠送的那具“水晶棺”（其上盖实际是石英玻璃）也安放在这里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的这段时间里，北京的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军阀段祺瑞、张作霖进入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段祺瑞当上了“总执政”，而冯玉祥却被排挤到张家口去了。因此，这时孙中山的会谈对手已经不是冯玉祥，而是受到张作霖支持的段祺瑞了。
到达天津当晚，孙中山突发高烧，肝痛剧烈，颓然病倒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病情严重，还挣扎着给段祺瑞拍了电报：“……一俟病愈即行首途。”
12月31日，孙中山乘坐的专列驶进北京前门车站。他在随行人员的搀扶下，手捂肝部缓缓走下车厢，含笑向欢迎的人们致意。
根据安排，孙中山的行辕设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中。由于他病情严重，暂时住进北京饭店，以便治疗。经德国医生主持会诊，认为是肝脓肿，然而治疗十数日，并无好转，反而发现眼睛出现黄疸迹象。医生认为必须进行手术，但因孙中山身体过于虚弱，随行人员谁也不敢发表意见，宋庆龄也没了主意。最后，孙中山自己决定同意动手术。
病入膏肓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被送进协和医院。当医生打开腹腔时，惊讶地发现“肝部坚硬如木，生有恶瘤”，立即取出活体标本进行化验，结论是肝癌。
事已至此，医生也毫无回天之力，在清除了肝部的淤脓之后，只能重新缝合。经过对吸出脓液的化验分析，医生认为，孙中山的病情至少已经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接下来的那些天，孙中山的病情不断反复，医院决定使用“雷锭”（即现在所说的“放疗”）。根据当时医生的经验，使用放射治疗以48小时为限，若再无效果，便毫无希望了。至2月17日，用药已达40小时以上，却没有任何好转，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写信给孔祥熙，请他转告孙中山的家属及国民党人士:孙先生为肝癌最末时期，生存无希望。情急之下，随行人员主张服用中药试试效果。孙中山却保持着镇定，他认为，既然在医院接受西医诊视，就应当服从医生的治疗，如果偷偷服用中药，是“不以诚待人也”，若是一定要服中药，则必须出院！
西药服了无效，中药又在这里服不得，惟一的办法只有依从孙中山，先出院再说了。2月18日，孙中山乘特备汽车缓行至铁狮子胡同的临时行辕，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时刻。
最后时刻
住进行辕当天，一位著名中医便上门视诊。开了两剂药，服后不久，孙中山肿胀的双脚居然消退了不少。始终被病痛折磨得寝食不安的孙中山，晚上竟安睡了整整8个小时，大家似乎看到了一丝光明。但是，从22日起，病情又开始恶化，人们急忙再请另两位中医视诊。
2月24日，经国民党内同志建议，决定请孙中山签署遗嘱。下午三时，孙科以及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等人齐聚病榻之侧，聆听孙中山的最后指示，并由汪精卫等人起草了遗嘱。就在孙中山执笔行将签字的时候，突然听到宋庆龄在旁边的房间里悄声抽泣，他不禁一阵心酸。结婚十年来，宋庆龄始终与他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在他病危之际，她日夜守护，在绝望之中还始终保有一丝幻想，希望他能奇迹般地康复。他不忍让她伤心，犹豫片刻，终于还是放下了钢笔。
25日，孙中山的身体愈见衰弱，“惟神志仍极清明”。第二天，状况更加不好，开始出现严重的肝腹水。因此，终止服用中药。众人也是“病急乱投医”，又开始注射一种据说是“日本医学界新发明之药剂”。注射了5次，居然真的有些效果：脉搏、呼吸较显平稳。大家都感到很兴奋。惟有陪同护理的德国医生认为，病人腹水逐渐增多，只怕是已经到了最后时期。果然，其后陆续又注射了两针，便已毫无效果。
3月11日早晨，何香凝前往孙中山的病房探视，发现他病势凶险，瞳孔有所放大。她马上与大家商议，必须立即让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她与宋子文一起向宋庆龄说明了情况。
在这最后的时刻，宋庆龄反而十分镇定，带领大家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孙中山神志十分清醒，命人取来早已拟好的遗嘱。由于身体十分虚弱，他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钢笔，宋庆龄轻轻托着他的手腕，在三份文件上签下了他的名字“孙文”。
弥留之际，孙中山叮咛儿子孙科和女婿戴恩赛，要善待宋庆龄。他还嘱托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垂泪说道：“我当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孙夫人。”孙中山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3月11日晚，孙中山陷入深度昏迷之中，他还在喃喃自语：“和平……奋斗……救中国……”12日凌晨，痰急上涌，口不能言，家人及同志环立于病榻旁边，怀着无比的悲痛与他告别。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告别英灵
当天中午12时30分，覆盖国民党党旗及中华民国国旗的孙中山遗体送抵协和医院，经手术取出内脏化验，孙中山肝癌属实，还发现胆囊内有6块结石，说明他已被病痛折磨许久了。
3月15日，孙中山的遗体经防腐处理，请宋庆龄及其他亲属探视。宋庆龄抚着孙中山的遗体放声大哭，其他人也莫不下泪。上午10时，开始装殓，孙中山的遗体身着大礼服、头戴礼帽、足穿皮靴，被移入棺内。棺为椭圆形，上方有玻璃棺盖，以便公众吊唁时瞻仰。
本应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15日这天突降大雪，似乎上苍也为伟人的去世而悲哀。3月19日上午，孙中山的遗体被送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即今中山公园中山堂），沿途自发送葬的民众多达12万人，自协和医院至中央公园沿途几乎没有空暇之地，以致交通为之阻塞。维持秩序的士兵均将枪托向上，枪口向下，以示哀悼。航空署还派出3架飞机，在沿途低空飞行。由于行速缓慢，短短两三公里路程居然走了两个多小时。盛放孙中山遗体的棺椁被安置在社稷坛大殿正中。上悬其遗像及“有志竟成”的横匾，两旁悬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棺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旗。
根据治丧处的日程安排，3月23日由在京的国民党党员公祭，24、25日为政府机关、各界代表及外宾公祭，26日各学校公祭。自27日开始，公园开放，任民众公祭。本来每天开放的时间是自上午10时至下午4时，因为前往吊唁的人数太多，只得延长至晚6时止。
暂厝西山
孙中山生前曾经表示过，希望去世后能够葬在南京。国民政府决定遵照他的遗愿，将南京紫金山选为墓地，孙中山刚刚逝世，便立即派员前往勘察。陵园建设不能马上完成，治丧处决定将遗体暂厝北京西山碧云寺。
4月2日上午，孙中山的灵车在庞大的护灵队伍陪侍下，经西长安街，西单牌楼，西四牌楼出西直门，赴西山而去。无数民众走上街头，含悲为孙中山送行，有两万多名民众竟然跟随灵车从市里一直步行到香山。
下午4时25分，车抵碧云寺。碧云寺始建于元代，是京西名刹。民国初年，寺内建筑多有倾颓，蔡元培等人曾筹资修葺。为了安放孙中山的灵柩，在公祭进行的同时，治丧处已安排人员进行了紧急整修，并在寺门内外竖起数座牌楼，在牌楼和各道寺门上，悬有大量的挽联和横额，其中释净和尚的挽句最为简洁：“今世如来”。对于为济世救民而鞠躬尽瘁的孙中山来说，这也许是最恰如其分的评价了。
5时30分，灵柩安放完毕，再次举行公祭后，众人退出。
孙中山逝世前曾希望自己能够像列宁那样保存遗体，供民众瞻仰。他逝世后的第二天，国民党便与苏联政府联系定制“水晶棺”。3月30日，苏联政府赠送的特制棺椁运抵北京。但是，有关医生认为，这种棺椁适用于干燥寒冷的北方，却不适合中国南方潮湿炎热的气候，如果用它装殓遗体，仅仅能够保存20年左右。而由于先期处理技术不很理想，在孙中山逝世仅20多天后便发现遗体皮肤开始变黑。4月5日是清明节，有关人员将孙中山的遗体移出石龛，用楠木棺重新装殓，放回石龛内安置。
以后的几年里，战事频仍。情况最紧急的时候，护灵人员曾经转移遗体，暂移至附近的山洞内停放，以避战祸，待危机消除后，又重新运回。
经过长达3年的建设，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终告竣工。1929年5月，国民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总理奉安大典”，将孙中山遗体运往南京安葬。6月1日，在南京狮子山炮台隆隆的礼炮声中，墓室徐徐封闭。孙中山的丧事至此全部结束。
至于北京西郊的香山碧云寺，在1929年孙中山遗体南迁时，将他替换下来的衣物置于原先的棺椁中，并在当年5月25日封入曾经停灵的石塔内，立为“孙中山先生衣冠冢”，以供后人凭吊，寺内的大殿已改为“孙中山纪念堂”，当年苏联赠送的那具“水晶棺”（其上盖实际是石英玻璃）也安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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