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性”这个词汇似乎是现代绘画的典型词汇，我们试看当下的绘画状态，总是有人提出“此绘画作品是否具有时代性”等等。而我们深入的体察一下这个词，似乎可以纵观古今，只不过是现代人的词汇发明而已。而我们要赞扬这个词汇，它给了我们探知的深度却是无穷尽的。今天我在这里大胆的提出工笔画的“时代性”，似乎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妄自菲薄，但每当我回首看这历史之水的流淌时，总是情不自禁的想要品赏一下这水之滋味。
工笔画的发展已经历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如果把这一历史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在选题上，表现方法上，审美品格上还是社会价值上，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历史特征，运用现代词汇来讲，把这一反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性称之为时代性。
古代确有其绘画面貌出现的应当是在长沙楚墓先后出土的两幅旌幡性质的帛画，其中一幅为《人物龙凤帛画》，画的是一个细腰长裙、侧身向左合掌祈祷的贵族妇女，在腾龙舞凤的接引下，向天国飞升的景象。其二称《人物御龙帛画》，画面正中画一危冠长袍，蓄有胡须，神情潇洒，侧身拥剑的贵族中年男子，头顶华盖，驾驭舟形巨龙向天国飞升的景象，龙尾企立一鹤，龙身下画一尾鲤鱼，表示龙正在天河中行进。画里的男女人像，无疑都是墓主人的肖像。从中可以看出战国肖像画具有如下特点：人物皆正侧面的立像，通过衣冠服饰表现其身份；比例匀称，仪态肃穆；勾线流利挺拔，设色采用平涂与渲染兼用的方法，格调庄重典雅。在表现手法上多采用兼体造型的手法构成，以超现实的组合表现超自然的力量，突出地体现了战国时代楚国琦玮诡异的艺术风格。
第一批确有历史记载，而在当时又以绘画著称的画家出现在魏晋。其中顾恺之是东晋最伟大的画家，也是早期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理论主张：绘画中人物形体的美丑，对绘画的意义不是最紧要的，而传神的关键是描绘眼睛与神采：“四体研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杜中。”他的传世之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女史箴图》是以西晋张华的作品《女史箴》而画，内容是讲解劝诫宫中贵族妇女的一些封建道德规范。画家通过当时宫中妇女的生活描写，不仅展露出她们的神采与特征，另一方面，作品还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作用。图卷中的一系列动人的形象，注重用线来造型，线条以连绵不断，悠缓自然的形态体现出节奏感，线的力度略有控制，正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一样。顾恺之已将自战国以来形成的“高古游丝描”发展到了完美无缺的的地步。“洛神赋图”以故事的发展为线索，分段将故事的情节置于自然山川的环境中展开画卷。画面人物之间的情思依靠人物之间的巧妙处理展现出来。画中洛神含情脉脉，若往若还，表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及的惆怅情意，使人体验到顾恺之概括为“物对通神”艺术主张的绘画表现。
唐代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时期，尤其是中国画获得了重大发展。继承传统又有进一步成就的首先是初唐的阎立本。他的代表作《歩撵图》（宋摹本）描绘了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嫁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赞干布的联姻事件。画幅右面是坐在歩撵上的唐太宗，被九名肩抬歩撵和掌扇的宫女簇拥着，画幅左面是身着小团花衣，拱手致意的禄东赞，他被典礼官引荐给太宗皇帝。禄东赞及其随从的举止、相貌特征有着强烈的高原特色，容貌神情恰当的刻画出禄东赞睿智聪慧而又谦和的性格特征。唐太宗的形象表现则更为成功，在深沉谦和的外表中流露出雄才大略的非凡气度。此幅作品虽然是描绘历史事件，但却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当时盛唐王朝的繁荣、兴旺与大唐之威仪。反应盛唐画家还有很多，其中张萱和周昉在描绘贵族宫廷妇女生活方面显著而突出。张萱有两幅北宋的临摹作品流传下来，即《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是以盛唐妇女生活为创作题材，画的是杨贵妃姐妹三月三游春的场景，此图无背景，仅以一组物的配置、马的跑动和色彩运用即能衬托出春天的气息，是此幅作品的成功之处，这一骑从列对表现当时豪贵生活的骄纵富有典型的概括意义。《捣练图》分几个情节描写了从事制作、劳作的贵族妇女。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生动感人，尤其具有生活细节性。作品中的女子风姿绰约，形象饱满而秀丽，使我们能从中了解到这一题材的发展脉络和形象特点。周昉的绘画题材也是表现贵族阶层的生活，《挥扇仕女图》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此一长卷描绘了宫中嫔妃生活的哀怨，深刻的揭示了人物的心理特征。全图以表情之物为衬托，人物安排在秋日凄凉，哀婉的气氛中，情景交融达到完美的境界。画中其对镜一节画的是懒于梳妆，对镜而立的一位嫔妇，其内心的愁怨和疑惑被恰当地表现出来，这正是“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杜荀鹤《春宫怨》）的形象写照。画中所绘13人，妇女形象正体现出周昉所创浓丽丰腴的式样，也正是唐朝盛行“丰腴为美”的真实历史写照，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
南唐画院待诏顾宏中所绘的《韩熙载夜宴图》这幅著名的经典之作，可以说是历史场景，时代风貌的最真实的写照了，据史记载顾宏中当收受南唐后主的指使，前去顾宏中府里秘密观察了解顾宏中当时的生活情景。回来后靠目识心记生动而真实的刻画了失意官僚的心理矛盾和腐朽的生活面貌，表现了南唐大臣韩熙载放纵不羁的夜生活。夜宴图以长卷形式分为夜宴，观舞，休息，演乐，宾客酬应五个画面。画中人物形状生动传神，不同的身姿容貌以至手的表现都处理地较为成功。尤其是主人翁韩熙载的刻画，那种虽置身声色享乐中，仍难解心中之忧的意态，刻画的深刻而到位，从侧面反映出南唐时期的不景与衰败。
随着社会的发展，绘画的表现范畴也越来越宽泛。到了宋代，一些描写城乡生活为主的画家开始把目光投向大众的生活，生存状态，把视野从描绘仙佛贵族扩大到城乡生活的广大天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情感与审美好尚，显示出宋代人物画发展的新成就。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代表了宋代风俗画发展的最高水平。全卷以全景式的构图，严谨精细的笔法，展现出北宋都城汴梁郊外汴河沿岸及东角门里市区清明时节的农村风光；中段是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及两岸船车运输，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活动；后段为城市内外，街道纵横、店铺栉比、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它再现了宋代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作者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根据十分细致的观察理解和主题表达的需要，非常注意选择那些既赋予诗情画意，而又具有时代社会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宋代还有不少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绘画，苏汉臣及李崇尤以著称。苏汉臣以善画货郎、婴戏著称，画风精丽，有《秋庭戏婴儿图》、《货郎图》、《婴戏图》等传世，这些绘画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社会底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市民欣赏趣味，虽常被后世文人视为俗气，然而它在中国古代绘画发展中却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我们研究宋代的风土人情、历史原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两宋时期的宫廷画院内人才济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其花鸟画在宋徽宗的重视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至明清肖像描绘已盛极一时，形象刻画生动传神，至今流传下来的作品仍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好范本。吴门四家之一唐寅画仕女画创造了一种细腰纤瘦，眼眉细小，樱桃小口，下巴尖尖的艺术形象。尤其富于时代特色的是他的传世名作《王蜀宫妓图》。
综观这些历史名作，我们可以从中清晰的看到中国工笔画的历史脉络，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或多或少都烙印着一个时期、一个时代的痕迹。是时代的结晶，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
中国画是中华文明历史文化的结晶，是中国特有的民族产物。因而它的英文翻译为TheTraditionalChinesePainting。几千年来，中国画与西方绘画并驾齐驱发展至今，工笔的绘画形式从兴盛到衰落直至今日的迅速崛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演变进程。
今天，我们处在现代社会中，正处于数字化的信息时代，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方式处于高效率、快节奏状态，而且速度仍在进一步的加快，处于这一环境中的现代绘画，其产生和发展源于对大众文化的体验和理解，我国卓越的艺术大师潘天寿先生曾经指出：“艺术品，需能代表一民族、一时代、一地域、一作家，方为合格。”这就明确指出了艺术具有的“时代性”。时代赋予现代绘画新的内涵，新的要求，对所表达的内涵必须符合当代人的审美习惯，审美标准。准确，迅速，明确，构成现代绘画视觉、情感、语义表达的三大特征。
而对工笔画中“时代性”的认识。相信每位画家都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我认为；“时代”不是简单的在作品中表现“CocaCola（可口可乐）”、“Internet”就是表现“时代性”了。“时代”这个问题十分复杂。首先，它不应该只是道具的简单表现，也不决定于发生的时间段，更不是决定于流行色。作品的时代风貌、时代气息和时代感觉，必须来自于作者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独到的分析与表现，我们应该强调观念上的“时代性”——内容与形式，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三种互动的方式来共同促进“时代性”的实现。而“时代性”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民族性”的基础上。西方艺术开放、外露、张扬……这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是息息相关的，而中国传统艺术是在处理心与物、主观与客观、具体与抽象、似与不似等一系列矛盾关系上而带着辩证关系的艺术之道。在西方文化面前，常会感到东方文化含蓄、内敛、文雅的意蕴气息，这是和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是分不开的。随着媒体和互联网络迅速普及，必将带来全球文化艺术新的生态革命。那些体现着现代人普遍心灵状态的东西，我们艺术家应该敏感的去追寻。潘先生还说过“艺术为思想意识之产物，思想意识之转变与进展，全表呈与社会政治、经济之情况。故艺术作者，必须追求思想意识之感上与时代，不落后于时代。”这一点上，我们所寻求的“民族特色”——“民族性‘’，也必将与全面开放的文化策略相一致，当然民族性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发展变化，有赖于自身的发掘与创造，并赋之予时代的个性特色，以及与外来文化的积极碰撞、磨合、并吸取其有价值的营养，”以西润中“。任何一种文化的载体都不可能真空的存在，他就像种子一样，必须在一定的”温度“、”湿度“等合适的条件下才能生根、发芽。由此我们说现代艺术即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这种发展是在延续了传统的基础上”转换“而成的，他并是”无根之水“、”无源之泉“，而是具有强烈的、艺术的、民族文化的本源性。俄罗斯现代抽象派大师康定斯基说：“感情总是寻求表现的手段，即寻求一种物质形式……，艺术作品的形式，有不可抗拒的内存形式所决定，这是艺术唯一不变的法则。”由此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在完全开放的文化形式面前，在外来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会迷失自我，迷失本性。每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文化感的艺术家都可感知到，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本民族的人文精神，像一株年深日久的大树，已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中国绘画的中国韵味将是生生不息、不可抑制的。
工笔画在当今文化多元，自由的状态下，由传统的勾线填色已演变的多姿多彩。作为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产物，一方面它承载着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一方面又面临着全球文化的生态革命，何去何从，如何发展，一直是每一位致力于工笔绘画创作的画家探索的目标。改革开放后，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工笔画展示了在绘画审美领域诸方面极大的发展潜质、开放的空间，也提供了画家们驰骋创作灵感的天地。形式、风格、流派多元艺术格局的形成，既是创作者创作意识高扬，创作观念、方法多样化的结果，也是工笔画进入现代的必然趋势和表现。
一切绘画创作均源于内心情感的涌动，工笔画以精细为主，并不意味着不能吸收一些写意的画法，使画面富于变化。现代著名工笔人物画家中央美院教授唐勇力先生，他的工笔创作不仅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而且在承续传统审美的意蕴上更富于绘画自由超然的文人格调，于严谨的法度中独抒灵性。把二十一世纪的工笔绘画打开了另一番自由的意象格局。其代表作《敦煌之梦》系列，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敦煌石窟”艺术巧妙的融入现代绘画语境中，运用现代文人独特的审美意识重新解读历史的精髓，使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不侑于传统的勾线填色而启于千年壁画的斑驳痕迹独创虚染法与剥落法，正是在心灵远游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沉瑰丽世界中创造古今深交的形象符号，并倾心于自家笔墨语言的创造，钟情于出乎心性的灵感闪光与恢宏磅礴的气势，于此，可以看出他的心灵独语。诚如在他作品中的民族文化与自我精神的相缘相生所隐喻的心灵高吟低唱的那种文人情怀与哲人精神。
作为生活在当今社会的画家，一位细心的“生活的观察者”在享受着极其世俗化的现代生活的同时，以画家的眼光，更以人性的直觉去感悟生活，体验生活，描写生活，静下心去体物、体悟。相信我们会在自己的领地中寻找到属于自己民族性的、当代性的、个性的表达。体现当代艺术所真正需要的东西，这种感觉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心灵的象征。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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